周恩來與第一屆人民政協會議的召開

一

1949年春，中國大地上的大決戰已見分曉，國民黨失敗，共產黨獲勝，已成必然趨勢。22年處於非法狀態而不得不武裝反抗的共產黨，終於取得了政權。新政權該怎麼組建？要通過什麼樣的途徑？中國大地上的各種政治力量，都在觀望著。

中國共產黨人對此早有准備，在1945年的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毛澤東就在政治報告中提出：“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毛澤東還為實現民主聯合政府設計了兩個步驟：一是“經過各黨各派和無黨無派代表人物的協議，成立臨時的聯合政府”﹔二是“經過自由的無拘束的選舉，召開國民大會，成立正式的聯合政府”。在全國老百姓迫切期盼和平、期盼民主的形勢下，中共的“民主聯合政府”主張大得人心。與此同時，除原有的中國民主同盟等外，又新組建了一些民主黨派。一時間，召開黨派會議，推動民主政治，成為輿論主流。開會總要有個名目，時稱“政治會議”，國民黨談判代表提出加上“協商”二字，於是中國有了“政治協商會議”。

但政治協商會議卻是命運多舛，開了沒多久，獨攬大權的國民黨就撕毀了民主契約，挑起全國內戰。蔣介石在美國支持下，於1946年11月15日在南京召開國民大會，在共產黨和民主同盟等黨派拒絕參加的情況下，拉攏青年黨、民社黨和少數無黨派人士，通過“憲法”。1948年5月1日，南京國民大會閉幕，蔣介石“高票”當選總統。同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發布“五一口號”，毛澤東號召：全國勞動人民團結起來，聯合全國知識分子、自由資產階級、各民主黨派、社會賢達和其他愛國分子，鞏固和擴大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反對官僚資本主義的統一戰線，為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而奮斗。同時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號召發布后，立即得到各方面的熱烈響應。

5天后，在香港的民主黨派負責人有李濟深、何香凝、沈鈞儒、章伯鈞、馬敘倫、王紹鏊、陳其尤、彭澤民、李章達、蔡廷鍇、譚平山以及郭沫若等聯名致電毛澤東，熱烈響應中共中央的號召，認為這是“適合人民時勢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他們還同時發表通電，號召國內外暨海外僑胞，“共同策進，完成大業”。

8月1日，毛澤東致電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就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的時機、地點、召集者、參加者的范圍、會議應討論的問題等，征求意見。同日，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香港分局並潘漢年的電報，要他們按照毛澤東上述電報要求征詢各民主黨派的意見，並把這個征詢推廣到上海、南洋的民主人士中去，歡迎他們到解放區來商談和進行准備工作。次日，他又致電錢之光，讓他以解放區救濟總署特派員名義前往香港，會同方方、章漢夫、潘漢年、連貫、夏衍等，從事接送在港民主人士進入解放區參加籌備新政協的工作。

為了同各民主黨派人士一起商討召開新政協的各項事宜，周恩來煞費苦心，仔細考慮如何把旅居香港的各黨派民主人士安全地運送到解放區，同時也要設法將分散在上海、北平、天津等地的民主人士轉移到中共中央駐地河北省西柏坡附近來。

當時，香港與解放區之間的陸上、空中交通都已中斷。周恩來最初曾經試圖開辟“香港——英國——蘇聯——哈爾濱”的專門路線，可港英當局沒有同意。周恩來當即決定放棄這一設想，決意開辟從香港坐船到大連或營口進入解放區的海上通道。

香港分局書記方方接到周恩來的電報指示后，成立了一個接送民主人士北上的5人小組，由潘漢年掌管全面，夏衍、連貫負責與各民主黨派的頭面人物聯絡，許滌新負責籌措經費，饒彰風負責接送的具體工作。

第一批北上的民主人士主要有沈鈞儒、譚平山、章伯鈞、蔡廷鍇和他的秘書林一元等，人數不多。這是由於租來的蘇聯“波爾塔瓦”貨船不大，客房極少。為了安全起見，民主人士的行李先行運走，自己離家時隻帶一個小提包，還化了裝。1948年9月12日上午，這艘負有特殊使命的貨船，向北出航。經過16天的海上航行，終於在9月27日早上抵達朝鮮的羅津港。李富春受周恩來委托，提前趕到羅津迎接。29日，代表們到達哈爾濱市。

11月3日，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致高崗、李富春電：“依據目前形勢的發展，臨時中央人民政府有很大可能不需經全國臨時人民代表會議，即徑由新政協會議產生。”因此，“應多邀請一些尚能與我們合作的中間人士，甚至個別的中間偏右，乃至本來與統治階級有聯系而現在可能影響他擁護聯合政府的分子，以擴大統戰面”。

第二批北上的民主人士主要有：馬敘倫、郭沫若、丘哲、許廣平、陳其尤、翦伯贊、馮裕芳、曹孟君、韓練成等。1948年11月23日深夜，他們從香港開赴大連。當時，周恩來特地事先拍電報給在大連負責情報工作的馮鉉和劉昂，指示說：這一批民主人士北上，要安排最好的旅館，民主黨派負責人要住單間，確保安全﹔要舉行歡迎宴會（並具體指定了座位座次）。還指示說北方天氣寒冷，要為他們准備好皮大衣、皮帽子、皮鞋等御寒衣物﹔並請大連市委協助做好接待工作。

第三批北上的民主人士較多，護送工作的確要慎之又慎，特別是要籌劃李濟深安全離港的工作，更是大費周章。周恩來在給大連電示的同時，也給香港錢之光處發了電報，告訴他已經走了兩批人員，很可能引起外界注意，行動要更加謹慎。

李濟深是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除了中共同他聯系密切外，港英當局與他常有來往，與美國領事館也接觸頻繁。白崇禧曾親筆寫信給李濟深，請他到武漢“主持大計”。后來由於國民黨進步人士何香凝、梅龔彬等的勸說，李濟深才沒有上當。

李濟深的寓所在中環半山區羅便臣道，港英政治部在馬路對面租了一層樓，派了幾個特工人員住在那裡，名為“保護”，實則監視。中共5人小組經過研究，擬定了一個周密的計劃，決定在聖誕節次日的夜間上船，12月27日凌晨駛離香港。到了12月23日，時任香港《華商報》董事經理、代總編輯楊奇接到任務，負責運送李濟深的兩件行李，並負責護送李濟深等人以參加宴會為掩護，登上了蘇朝合營的貨船“阿爾丹”號。

這艘載著李濟深、茅盾、柳亞子等30多人從香港赴大連的輪船，在途中遇到大風浪，耽誤了一些時間，航行了12天，到1949年1月7日上午才抵達大連。周恩來知道后非常著急，幾次去電大連詢問情況，直到他們安全抵達大連，才放下心來。

按照周恩來的指示，我方事先設法買了御寒的皮貨，民主人士一到，負責接待的同志就送去獺皮帽、皮鞋、貉絨大衣。他們收到這些物品，十分感動，有的人要付款。劉昂等人解釋說：解放區實行供給制，衣帽鞋都是送的，這是周恩來指示我們辦的。大家連聲說：恩來先生想得真周到，吃穿住行都給我們安排這樣好，真是太感謝了。這批民主人士在大連逗留期間，游覽了市區，參觀了工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