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第一屆人民政協會議的召開【4】

四

為讓代表進一步了解會議有關情況，便於會議期間討論， 9月7日，周恩來在北京飯店向已到北平的政協會議代表作《關於中國人民政協幾個問題的報告》。

15日，周恩來作為政協中共黨組書記，在新政協籌備會上說明，新政協代表成分和比例是根據黨的統一戰線的路線、方針，採取和各黨派各團體充分協商的方式確定的。同時，他反復講解黨的統戰政策：“民主人士對於孤立蔣介石所起的作用很大，我們必須學會同他們共事。我們不能以為，天下是共產黨打下來的，我們是主人，是我們請你們來開會的。都是政協代表，如果你叫同志，他叫先生，不就成了宗派？”指出：革命勝利后“需要動員各種力量參加工作，到處都要碰到合作的問題”，因此必須加強同黨外各界民主人士的合作——如果“我們領導得好，可以不流血過渡到社會主義”。

17日，由周恩來主持的新政協籌備會第二次會議在中南海勤政殿召開，他代表常委會作了關於會議籌備工作的報告，宣布會議籌備工作已經勝利完成。這次會議上，正式決定將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定名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9月21日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隆重開幕。出席開幕式的各黨派、團體代表634人，來賓300人。6時后，與會者陸續入場，每人胸前都別著一枚剛剛趕制出來的新政協徽章。

當晚，懷仁堂門前，彩色氣球上懸著墨綠色的飄帶，門兩側彩旗迎風招展，會場之內玻璃燈、水銀燈交相輝映，使整個會堂顯得庄嚴瑰麗，光彩奪目。政協籌備委員會工作人員經過一個多月的努力，讓這座古老建筑煥然一新。

主席台的上方，懸著巨幅會標“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主席台的后幕上懸著政治協商會議會徽。會徽的下方，並排懸著孫中山和毛澤東的巨幅畫像。由於新的國旗還沒有最后確定，兩旁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旗。主席台布置得庄嚴大方。

主席台上坐著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程潛、何香凝，沈鈞儒、黃炎培、郭沬若、周恩來等。當毛澤東宣布大會開幕時，軍樂隊齊奏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同時在場外鳴放禮炮54響。全體代表起立，熱烈鼓掌達5分鐘之久。

周恩來代表籌備會報告了出席會議的各類代表名額和總人數，提出主席團名單和秘書長人選的建議，得到全場一致通過。

毛澤東用洪鐘般的聲音致辭開幕詞。當他以沉穩、緩慢的語調庄嚴宣告“我們的工作將寫在人類的歷史上，它將表明：佔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我們團結起來，以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內外壓迫者，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我們的民族將再也不是一個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們已經站起來了，”時，全場人們的眼裡都閃爍著淚花。

22日，周恩來代表主席團向大會作了關於主席團常務委員名單和設立6個分組委員會的報告，並代表第三小組作了《關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草案的起草經過和特點》的報告。23日，周恩來聽取第六小組秘書彭光涵匯報新政協代表在討論國旗、國徽、國歌等方案時發表的各種不同意見。

其實，自登報征稿后，社會上反響強烈，僅1個月內便收到數以千計的設計稿件。其中，國旗提案1902件、圖案2992幅﹔國徽提案112件、圖案900幅﹔國歌提案633件，歌詞694首。應征者遍及國內外，來稿者中，既有以文言文寫作的老先生，也有工人、農民、機關干部，同時也有大學教授、中小學教師、作家、自由職業者，還有解放軍戰士、海外華僑，甚至連小學生也以稚嫩的字跡寫來了意見稿。周恩來說，這充分說明了全國各族人民和各階層人民對於人民政權的擁護，對新中國的國旗、國徽、國歌的誕生異常關心，翹首以待。

周恩來發現，征得的國旗圖案大體可分為四類：一、鐮錘交叉（或稱鐮刀斧頭）並加五角星。此類圖案最多，開始贊成的人也多，如陳嘉庚就專門設計了中國式的鐮刀斧頭圖案，還說：“中國有中國式的鐮刀、斧頭，不能因蘇聯用了，我們就不用。這是最好的代表工、農建國的圖案，許多來稿都說了這個問題。”二、嘉禾齒輪代表工農聯盟的圖案。三、以兩色或三色的橫條、豎條加鐮刀、斧頭或五角星或嘉禾齒輪。四、以紅旗上排列五角星圖案，或者紅旗中加五角星並加一兩條黃杠代表黃河、長江等。

經過反復研究，大家一致認為，前三類不合國體，不能採用。較為可供參考挑選的隻有第四類。為了廣泛征求意見，又從中評選出較好的幾十幅圖案。為了評選時不帶任何偏見，周恩來指示把選出的幾十幅圖案按類型編成一冊，每幅圖案隻編號，不寫作者姓名。

經過初評復選，38幅國旗圖案闖過一關又一關。其中，“復字1號”是紅旗上方有一顆大五角星﹔“復字3號”是中間加兩條黃杠表示黃河、長江﹔“復字4號”是中間加一條黃杠代表黃河。最初，贊成選擇“復字1號”、“復字4號”、“復字3號”為國旗圖案的比較多，毛澤東也曾是“復字4號”的贊同者。上海曾聯鬆設計的五星紅旗圖案被編為“復字32號”，其草擬的說明是，大五角星表示中國共產黨，周圍4個小五角星表示工、農、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盡管大家比較傾向“復32號”五星紅旗的圖案，但又覺得4個階級的提法不妥。有人說：資產階級怎麼能進入社會主義呢？

后來，毛澤東在勤政殿邀請各方面人士。宴會后，毛澤東拿著放大了的五星紅旗圖案說：“中國的革命勝利就是在共產黨領導下以工、農為基礎，團結了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共同斗爭取得的，這是中國革命的歷史事實，今后還要共同努力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我看這個圖案反映了中國革命實際，反映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人民大團結共同進行革命斗爭的方向。我看就提在共產黨領導下，我國人民的大團結。國旗是不是就選這個圖案？”大家熱烈鼓掌表示贊同。

25日晚8時，毛澤東、周恩來約請郭沫若、沈雁冰、黃炎培、田漢、梁思成等18人在中南海開會，協商確定國旗、國歌、國都、紀年等問題。

當時，收到的國歌歌詞、歌譜應征稿件中有郭沫若、馬敘倫、馮至等知名人士的作品。小組評選了一部分歌詞、歌譜印發給大家，有的還組織樂隊進行演奏，但大家都感到不理想。在討論時，大家都認識到，要在短時間內創作出理想的國歌詞譜，的確比較困難。

但是，新中國誕生之時不能沒有國歌。國歌既要有大眾性，又必須具有庄嚴性，如此雅俗共賞的歌曲創作確實不易。而且，國歌代表一個國家，特別是代表人民當家做主的新中國的國歌！用一支什麼樣的歌曲才能充分體現它的特點，反映億萬站起來的中國人民的心聲呢？

大家一時陷入了沉思。這時，一位身材高大、面容清瘦的中年男子站起來發言，打破了沉默：“建議用《義勇軍進行曲》代國歌怎麼樣？”此人就是著名畫家徐悲鴻。

周恩來立即表示支持，說：“徐悲鴻先生的這個建議很好。《義勇軍進行曲》這首歌雄壯而豪邁，很有革命氣概，而且節奏鮮明，適合演奏，也適合於大家演唱。用這首歌作國歌是合適的。”

周恩來說完，著名建筑學家、國旗國徽評選委員會顧問梁思成站起來發言：“徐悲鴻先生的這個建議我贊成。我想起了以前我在美國時，有一次上街，聽見有人用口哨吹《義勇軍進行曲》，我回頭一看，原來是一位騎自行車的美國青年，這說明這首歌受到很多人的喜愛，我看用這支歌代國歌很好。”

接著，大家紛紛發言，提出自己的看法。討論時，有人說：“新中國即將成立了，中華民族已作為一個偉大的民族屹立在世界東方，而這首歌詞當中卻有‘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樣不符合現在情況的句子，是不是過時了？”聽后，周恩來說：“這首歌在抗戰中起過巨大的鼓舞作用，盡管新中國成立了，但今后還可能有戰爭，我們還要居安思危。”

商議結果，大多數人傾向於在國歌未制定以前，以《義勇軍進行曲》為代國歌。最后，毛澤東說：“大家都認為《義勇軍進行曲》做國歌最好，我看就這樣定下來吧。”

毛澤東說完，大家熱烈鼓掌，表示贊同。會議結束時，毛澤東、周恩來建議，大家合唱《義勇軍進行曲》。於是，豐澤園裡傳出了洪亮而激昂的歌聲。

當日深夜，黃炎培、司徒美堂、何香凝、馬寅初、沈鈞儒等在下榻的北京飯店裡，收到一封由周恩來和林伯渠聯名相邀的午宴請柬。上面寫著：“9月26日上午11時半在東交民巷六國飯店舉行午宴，並商談重要問題，請出席。”接到這種請柬的共有二三十位70歲上下的老者。

第二天中午，應邀者按時趕到六國飯店。周恩來主持宴會。他叫人關上餐廳的大門，開始講話。周恩來說：“今天請來赴宴的，都是辛亥革命時期的長輩……我國有句老話，叫做‘請教長者’，今天的會就是如此。在討論文件時，各位看見國號‘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下，有一個‘簡稱中華民國’的括號。這個簡稱，有兩種不同意見，有的說好，有的說不必要了。常委會特叫我來請教老前輩，看看有什麼高見。老前輩對‘中華民國’這4個字，也許還有點舊感情。”

周恩來說完后，快人快語的民建代表黃炎培首先發言。他說：“我國老百姓教育很落后，感情上習慣用‘中華民國’。一旦改掉，會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個簡稱，是非常必要的。政協3年一屆，3年之后，我們再來除掉，並無不可。”何香凝接著說：“‘中華民國’是孫中山先生革命的一個結果，是用許多烈士鮮血換來的。關於改國號問題，我個人認為，如果能照舊用它也是好的，大家不贊成，我就不堅持我的意見。”

這時，辛亥革命參加者、清朝進士周致祥，態度堅決地反對用簡稱，他說：“我反對仍要簡稱，什麼‘中華民國’，這是一個禍國殃民、群眾對它毫無好感的名稱。20多年來更是被蔣介石弄得不堪言狀了。我主張就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表示此次人民革命和辛亥革命的性質各不相同。”

緊接著，83歲的美洲僑領司徒美堂激動地站起來，要求發言。這時，宴會廳裡顯得更安靜了，大家等待著聽這位老人的意見。他說：“我沒有什麼學問。我是參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敬孫中山先生，但對於‘中華民國’4個字，則絕無好感。理由是中華‘官國’，與‘民’無涉。22年來更被蔣介石與CC派弄得天怨人怒，真是痛心疾首。我們試問，共產黨所領導的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認為不同，那麼我們的國號應叫‘中華人民共和國’，拋掉‘中華民國’的爛招牌。國號是一個極其庄嚴的東西，一改就得改好，為什麼要3年之后才改？語雲：‘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令不行。’仍然叫做‘中華民國’，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們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勝利了，連國號也不敢改。我堅決反對什麼簡稱，我堅決主張光明正大地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全稱。”司徒美堂的話言之成理，擲地有聲。一說完，大廳裡頓時響起一陣熱烈的掌聲。曾以痛罵國民黨官僚資本而出名的馬寅初也站起來，表示說：“我完全擁護剛才司徒先生提出的主張。括號中的簡稱不倫不類，不像話，應該去掉！”民盟領導人張瀾表示：“我也反對用什麼簡稱。”陳叔通也贊成此議。

接著，法律專家沈鈞儒從法律的角度對簡稱問題進行了解釋。他說：“如果有些群眾還要寫‘中華民國’，那是他們的一時之便，我們也不必明令禁止。至於堂堂的三大文件裡加上簡稱‘中華民國’的括號，這的確是法律上的一個大漏洞﹔不合法律觀點，也萬萬不應如此。遍觀世界各國國號，隻有字母上的縮寫，而沒有載之於立國文件上的其他簡稱。將來在行文上，用國家名義與別國訂約時，也有不便。所以我也主張不用那個 ‘簡稱中華民國’。”

於是，會上的態度成了一邊倒，幾乎都開始反對用“中華民國”這個簡稱。

最后，由周恩來作小結，他介紹了文件草案上有這個括號的緣由，並表示：“我要把今天大家發表的意見綜合送給大會主席團常委參考，並由主席團常委作出最后決定。”

27日，政協一屆全體會議繼續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會議討論和通過了政府組織法，一致同意和決定：去掉國號后面“中華民國”的簡稱。政協代表們認為，簡稱“中華民國”去掉，不等於把中華民國過去革命的歷史意義一概抹煞。如辛亥革命、國共合作等都是有它的歷史意義的。

同時，馬敘倫代表國都、紀年、國旗、國歌方案整理委員會向大會作了報告。

經過討論，周恩來代表主席團提出了4個決議草案付諸表決：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都定於北平，自即日起改名為北京。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紀年採用公元，今年為1949年。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義勇軍進行曲》為代國歌。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為五星紅旗，象征中國革命人民大團結。

周恩來的話音剛落，掌聲如雷，響徹了整個會場，經久不息。以上4個議案被全體代表一致通過。遺憾的是，因沒有確定國徽的式樣，即使在國慶日上也未能使用。

29日，周恩來作為會議執行主席之一，主持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和《關於選舉中國人民政協全國委員會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的規定》。

30日下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懷仁堂舉行閉幕會。

會議選舉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張瀾、李濟深等180人當選﹔選舉了中央人民政府正副主席及全體委員：毛澤東任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6人為副主席，周恩來、陳毅等63人為政府委員﹔討論和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宣言和給中國人民解放軍致敬電。

會上，周恩來提議將“為國犧牲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建在天安門廣場上。他解釋說，之所以這樣提議，是因為天安門廣場有“五四”以來的革命傳統，同時這裡也是全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敬仰的地方。這個意見得到大多數代表的贊同。

毛澤東宣布大會閉幕。49名著新式軍裝的軍樂隊員，演奏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下午6時，毛澤東、周恩來等全體政協代表從懷仁堂來到天安門廣場，整好隊，開始舉行紀念碑奠基典禮，首都各界群眾代表3000余人出席。

林伯渠在庄嚴的國歌樂曲聲中宣布儀式開始。周恩來在肅穆的氣氛中，代表大會主席團致詞：“我們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為號召人民紀念死者，鼓舞生者，特決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北京建立一個為國犧牲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現在，1949年9月30日，我們全體代表在天安門外舉行這個紀念碑的奠基禮。”接著，全體代表脫帽靜默志哀。

哀畢，毛澤東宣讀紀念碑碑文：“30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1840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斗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而后，毛澤東跨步向前，執鏟鏟土，投入坑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其他代表也都一一鏟土入坑，為紀念碑的基石培土，為中國“第一碑”奠基，表示對革命先烈的崇敬。

當天晚上，中南海懷仁堂舉行盛大宴會，慶祝第一屆人民政協會議的勝利閉幕。

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新國家誕生了！

《黨史縱覽》(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