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六上《時代》封面 不同形象折射中美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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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世界“史庫”之稱的美國《時代》周刊創辦於1923年。該雜志辟有“封面人物（或專題）特寫”，並配有一篇重磅文章。從1951年到1975年，周恩來六次登上《時代》封面。從《時代》封面看周恩來，就像在觀看一部由美國人為周恩來拍的蒙太奇式的老電影。那麼，在這面“西洋鏡”裡，周恩來是什麼樣子呢？

第一次：“共產主義者周恩來”

1951年6月18日，周恩來第一次登上《時代》封面。然而，《時代》首次介紹給西方人的周恩來，在政治上成了暴虐的統治者，在外交上成了聽話的仆從，在經濟上成了無能的領導者。《時代》對周恩來和新中國的“妖魔化”和“丑化”也許不難“理解”，因為當時美國的雙腳正深陷朝鮮戰爭的泥潭中。

《時代》記者不去關注朝鮮戰場上美軍的失利，卻“關心”起中國的內政來，在其筆下，中國儼然正在經歷一場由政府發起的“恐怖活動”。按照《時代》記者的說法，“紅色中國的主人們不僅在朝鮮發動了一場反對美國的戰爭，而且也對他們的人民發動了一場無情的戰爭”。然后，《時代》記者將矛頭指向了周恩來：“中國的大規模謀殺已經成為一件政策上的平常事，這是由中國已知最有影響力的那群統治者直接訓練的。這群人的首領是一個溫柔、和藹有禮的人，很多過去與他相識的西方人都認為他不過是玩玩共產主義。他就是那個名叫周恩來的職業政治組織者。有一次，他覺得有必要提醒他的一個美國仰慕者：你別忘記了，你知道的，我是一個共產主義者。”接著，《時代》記者列舉了周恩來的“罪行”，說“周參與了中國發生的幾乎所有事情，從鎮壓‘強盜’到大米的價格。”《時代》記者所描述的“恐怖活動”就是新中國為鞏固新生政權而發動的鎮壓反革命的活動。然而，《時代》記者片面夸大並渲染了這場運動進行得過頭的地方，有意無意地沒有指出新中國採取這些強力措施的背景，這當然不是記者的專業素質問題，而是記者的狹隘立場在作怪。

《時代》記者還極力挖苦周恩來的外交戰略，並以諷刺的筆調寫道：“即使把整個中國政府搬到莫斯科，也不會比現在對中國的控制更直接。”記者還舉例說，俄國政客大量出現在北京，俄國的技術人員遍布中國，俄國的生活消費品出現在中國各地……《時代》記者所譏諷的就是新中國建立伊始實行的“一邊倒”外交政策。實際上，新中國的“一邊倒”也不是絕對的。早在建國前夕，周恩來就告誡身邊的工作人員，“即使對於蘇聯及各人民民主國家，我們也不能有依賴之心”，不能“一切依賴外援”，“倒在外國人的懷裡”。

《時代》記者對中國的全盤否定還有很重要的一個方面──經濟：“中國的經濟在赤色分子取得政權后就陷入了混亂，現在正承受著戰爭負擔的壓迫”，在農村，“農民剛從地主的壓榨中解放出來又要面對政府更沉重的賦稅”，在城市，“拒絕合營的商人被邀請到司令部，10多個小時沒有食物、沒有水、不能洗澡，直到領悟”。當時的中國農村和城市的實際情況是怎樣的呢？農村主要實施了《中國土地法大綱》，通過調整生產關系以解放生產力。農民獲得土地后，生產積極性空前提高，在整體上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進步，是成功的。

《時代》記者戴著有色眼鏡下了結論：“朝鮮戰爭對於中國來說已被証實是一個昂貴的冒險”，並預言“如果紅色中國的主人們選擇在朝鮮堅持下去，他們毫無疑問是可以做到的。可代價是：中國人民會承受更多的痛苦。”這大有勸中國“懸崖勒馬”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