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周恩來對解決台灣問題的思考和決策【3】

　　1956年7月11日，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討論周恩來接見原國民黨中央通訊社記者、曾在贛南同蔣經國共過事、現任新加坡《南洋商報》特派記者曹聚仁的有關事宜。7月中旬，周恩來先后三次同曹聚仁談話。他指出：“國民黨和共產黨合作有過兩次，第一次合作有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戰的勝利，這都是事實。為什麼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台灣是內政問題，愛國一家，為什麼不可以來合作建設呢？我們對台灣，絕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談。隻要政權統一，其他都可以坐下來共同商量安排的。”《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第598頁。不久，曹聚仁在《南洋商報》發表根據周恩來的談話內容寫成的文章，在海外引起強烈反響。

　　10月3日，毛澤東同曹聚仁長談，希望以此傳遞中國共產黨高層領導人的對台政策。他指出：“台灣隻要同美國斷絕關系歸還祖國，其他一切都好辦。現在台灣的連理枝是接在美國的，隻要改接到大陸來，可派代表參加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全國委員會，台灣一切可照舊。”台灣“何時進行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則要取得蔣先生的同意后才做，現在可以實行三民主義，可以同大陸通商。”毛澤東同曹聚仁談話紀要，1956年10月3日。10月7日，周恩來第四次同曹聚仁談話，在回答其詢問通過談判台灣歸還祖國后，中央政府對蔣介石等的安排問題時，說：蔣介石當然不要做地方長官，將來總要在中央安排。台灣還是他們管，如辭修辭修，陳誠的字。願意做台灣地方長官，經國經國，即蔣經國。隻好讓一下作副的。其實辭修、經國都是想干些事的。辭修如願到中央，職位當不在傅宜生傅宜生，即傅作義。宜生為傅作義的字。之下。經國也可以到中央。又說：我們現在已不公開宣傳反蔣。至於下面小報說幾句，我們也管不了，這就是為和談制造氣氛。我們的手總是伸著的。我們不破壞他們，希望他們內部團結，不發生內亂，希望台灣整個歸還祖國懷抱。他們的一切困難都可以提出，我們是有誠意的，我們可以等待，希望他們也拿出誠意來。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第623—624頁。

　　除了和談信息的傳遞外，毛澤東、周恩來還通過外事活動，廣泛宣傳我們和平解放台灣的政策與主張，以期對台灣當局形成和談的外部壓力。遺憾的是，1957年10月國民黨八大拒絕了毛澤東、周恩來代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提出的和平建議。

　　（二）以炮擊的方式，保持同台灣當局的接觸

　　由於1955年初提出的和平解放台灣的方針沒有產生明顯的實際效果，毛澤東決定以炮擊金門的方式保持同台灣當局的接觸，並傳達通過談判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願望。1958年8月23日，炮擊金門開始。10月6日，毛澤東起草、以國防部長彭德懷名義發布的《告台灣同胞書》開門見山地指出：“我們都是中國人。三十六計，和為上計。金門戰斗，屬於懲罰性質。”“你們與我們之間的戰爭，三十年了，尚未結束，這是不好的。建議舉行談判，實行和平解決。”《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439—440頁。10月13日，毛澤東起草的彭德懷給福建前線人民解放軍的命令再度申明了炮擊的目的：“在台灣國民黨沒有同我們舉行和平談判並且獲得合理解決以前，內戰依然存在。”如果台灣當局“不要和談，打是免不了的。在你們採取現在這種頑固態度期間，我們是有自由權的，要打就打，要停就停”。《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第454頁。

　　同時，炮擊金門還有激化美蔣矛盾的意圖。蔣介石之所以遲遲不對中共中央的和談建議作出回應，根本原因是以為在美台《共同防御條約》的保護下，任何針對金、馬、台、澎的軍事行動，美國都會給予協防。因此，毛澤東策劃炮擊金門的另一個目的就是“直接對蔣，間接對美”《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第348頁。。當美蔣海軍組成聯合艦隊，試圖為運輸船進行護航、恢復金門海上補給線時，毛澤東命令隻打蔣艦，不打美艦，如果美艦開火，沒有命令不准還擊。參見葉飛：《毛澤東指揮炮擊金門》，《人民日報》1993年12月24日。結果當蔣艦遭遇密集火力攻擊時，美艦掉頭逃竄，棄蔣艦和運輸船於不顧，由此引發了美蔣在金門棄守問題上的重大分歧。

　　炮擊金門不是一個純粹的軍事行動，而是國內和國際政治斗爭的表現。這一炮擊行動斷斷續續進行到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這天才由國防部長徐向前發表聲明宣布正式停止。徐向前在聲明中指出：中美建立外交關系，“這是一件歷史性的大事。中美建交將有助於亞洲和世界的和平與穩定，也為台灣歸回祖國，完成祖國統一創造了有利條件。”“我已命令福建前線部隊，從今日起停止對大金門、小金門、大擔、二擔等島嶼的炮擊。”《人民日報》1976年1月1日。毛澤東、周恩來等通過這個炮擊行動，向全世界表明中國的內戰仍在繼續，借以宣示中國對台灣的主權。

　　（三）實行“防止獨立、促進統一”並舉，繼續堅持和平解放台灣

　　炮擊金門期間，美國多次向蔣介石施壓，企圖迫使國民黨軍隊從金門、馬祖撤退，以達到制造“兩個中國”的目的。面對這個現實情況，毛澤東、周恩來更深刻地認識到：將金、馬留在台灣當局手中，更符合全體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和平解放台灣將是需要中國大陸長期堅持的方針，急不得﹔在無法短期內解決台灣問題的情況下，防止台灣獨立成為當務之急。

　　為了反對美國分離台灣、制造“兩個中國”，針對美國杜勒斯1958年9月30日談話中暴露的“以金、馬換台、澎”的企圖，中共中央當即作出反應。10月3日晚上，毛澤東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進一步明確繼續“讓金、馬留在蔣介石手裡”。他說：偵察任務已經完成，問題是下一步棋怎麼走？對於杜勒斯的政策，我們同蔣介石有共同點，都反對“兩個中國”。蔣介石是不願撤出金、馬的，我們也不是非登陸金、馬不可。讓金、馬留在蔣介石手裡，這樣做的好處是：金、馬離大陸很近，我們可以通過這裡同國民黨保持接觸，什麼時候需要就什麼時候打炮，什麼時候需要緊張一點就把絞索拉緊一點，什麼時候需要緩和一下就把絞索放鬆一下，可以作為對付美國人的一個手段。最后，他說：方針已定，還是打而不登，斷而不死，讓蔣軍留在金、馬。參見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8年10月3日。

　　毛澤東還看到：繼續爭取蔣介石，支持和鞏固蔣介石的統治，是防止台灣獨立的最好辦法。為此，他破天荒地提出應給予台灣“高度自治”的權限，即允許保留軍隊，保留原有的政治、經濟制度和權力架構。1958年10月13日，毛澤東在會見曹聚仁時明確表示：“隻要蔣氏父子能抵制美國，我們可以同他合作。”“隻要不同美國搞在一起，台、澎、金、馬都可由蔣管。”“美國要壓蔣，要以金、馬換台、澎，我們不干，讓‘蔣委員長’多守幾年。”“我們的方針是孤立美國。”在陪同會見的民主人士章士釗提出如果這樣美國對台灣的援助會斷絕時，毛澤東說：“我們全部供應。”“他的軍隊可以保存，我們不壓迫他裁兵，不要他簡政，讓他搞三民主義。”毛澤東接見曹聚仁談話紀要，1958年10月13日。后來，周恩來將毛澤東的這些原則概括為“一綱四目”。1961年6月13日，毛澤東會見印尼總統蘇加諾時說：“如果台灣歸還中國，中國就可以進聯合國。如果台灣不作為一個國家，沒有中央政府，它歸還中國，那末台灣的社會制度問題也可以留待以后談。我們容許台灣保持原來的社會制度，等台灣人民自己來解決這個問題。”《毛澤東外交文選》，第469頁。實際上，這是第一次比較明確地提出“一國兩制”的思想。當然，這時還沒有概括為“一國兩制”的概念。

　　為了進一步爭取蔣介石，1959年9月14日，毛澤東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中共中央關於特赦一批確已悔過自新、改惡從善的國民黨戰爭罪犯的建議。12月14日，周恩來接見溥儀、杜聿明、曾擴情、楊伯濤等11名已經特赦的戰犯時說：“海峽兩岸人民的心是連在一起的，我們是一家人”，“希望蔣介石、陳誠、蔣經國團結起來，反對美帝國主義”。周恩來接見第一批特赦戰犯溥儀、杜聿明、宋希濂、曾擴情、王耀武、鄭庭笈、楊伯濤、陳長捷、盧浚泉、邱行湘、周振強等11人時的談話記錄，1959年12月14日。從這年12月至1975年3月，中國政府特赦國民黨戰犯共7批、553人。這些戰犯被釋放后，許多人立即自願加入到為爭取祖國和平統一而奮斗的行列中來。

　　為了建立大陸同台灣的政治互信，毛澤東、周恩來在採取防止分裂措施的同時，對台灣當局的挑舋行為，採取了更為大度和克制的態度。1962年蔣介石企圖乘大陸正處於經濟困難時期，策劃武力反攻大陸。對此，毛澤東、周恩來隻採取了利用美國對蔣介石進行壓制的策略，而沒有再採取1958年炮擊金門那樣的懲罰方式。1964年10月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成功，使中國有了初步的核反擊能力，但中國政府從未借此向台灣當局揮舞“大棒”。“文革”時期，雖然大陸在宣傳上對台灣問題也提出了一些過激的口號，但總體來說，海峽兩岸基本維持了和平的局面。

　　在防止台灣獨立的同時，毛澤東、周恩來適時地加緊了促進和平統一的政治攻勢。周恩來同毛澤東商定后，委托張治中、傅作義轉達中共中央關於和談的方針政策，還通過章士釗、邵力子、費彝民等海內外朋友向台灣當局傳話，促進了解。1963年初，周恩來請張治中、傅作義致信陳誠，闡明台灣的處境與前途，談到了中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具體方案——“一綱四目”。其中，“一綱”是：“隻要台灣歸回祖國，其他一切問題悉尊重總裁（指蔣介石）與兄意見妥善處理”。“四目”包括：“台灣歸回祖國后，除外交必須統一於中央外，所有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等悉由總裁與兄全權處理﹔所有軍政及建設費用，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撥付﹔台灣之社會改革，可以從緩，必俟條件成熟，並尊重總裁與兄意見協商決定，然后進行﹔雙方互約不派人進行破壞對方團結之事”。參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881頁。可以看出，“一綱”，實際上就是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四目”，實際上就是在一個國家裡實行兩種制度。“一綱四目”，實際上是毛澤東、周恩來用和平方式解放台灣構想的具體化，既維護了民族大義，又尊重了台灣的現實，是一個合情合理的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方針，因此可以作為國共兩黨進行商談的政治基礎。

　　三、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反對台灣問題國際化

　　（一）揭露美國推行“台灣地位未定論”分裂中國的實質

　　新中國成立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就企圖通過政治遏制、外交孤立、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等手段，將它扼殺於搖籃中。新中國廣泛開展了針鋒相對的、有理有利有節的外交斗爭，揭露美國推行“台灣地位未定論”分裂中國的實質，同時也適時地提出並開展了雙邊會談。

　　1950年8月24日，周恩來致電聯合國安理會主席馬立克及秘書長賴伊，控訴美國武裝侵略台灣的行為，要求安理會制裁美國政府，並“應立即採取措施，使美國政府自台灣及其它屬於中國的領土完全撤出它的武裝侵略部隊”。《人民日報》1950年8月25日。接著，他於8月30日向聯合國安理會提交了控訴美國侵略台灣案。9月16日，他致電聯合國安理會主席杰伯及秘書長賴伊，要求派遣代表參加關於中國控訴美國武裝侵略台灣的討論。11月28日，中國特派代表伍修權在聯合國安理會上以歷史事實為依據，義正詞嚴地對美國提出的“台灣地位未定”等謬論給予了堅決駁斥。

　　為了緩和台灣海峽的緊張局勢，1955年4月23日，周恩來在亞非會議八國代表團團長會談結束后，立即發表聲明強調：“中國政府願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討論和緩遠東緊張局勢的問題，特別是和緩台灣地區的緊張局勢問題。”《周恩來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134頁。這個聲明，直接導致了３個多月后中美談判的開始。一年后，由領事級會談升格為大使級談判。中美談判先后進行136次，歷時長達15年，雖然幾經波折、隻取得達成遣返平民協議的成果，但在兩國互不承認的敵對狀態下，卻開辟了提供溝通與聯系的現實渠道，增進了相互了解。同時，通過大使級談判，中國向全世界揭露了美國政府利用“台灣地位未定論”來干涉中國內政的行徑。

　　（二）堅持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反對別國干涉

　　1955年2月3日，針對美國政府為了阻止新中國在攻佔一江山島后繼續解放其他沿海島嶼，指使安理會主席、新西蘭駐聯合國代表孟羅向安理會提交“關於在中國大陸沿海某些島嶼地區的敵對行動問題”的提案一事，周恩來致電安理會表示堅決反對。參見《人民日報》1955年2月24日。2月6日，他在接見印度駐華大使賴嘉文時指出：現在國際上有一個陰謀，要在台灣地區搞成“兩個中國”的形勢。所以，新西蘭在聯合國的建議是不能同意的。現在美國是躲在后面，讓蔣介石出來談，這個陰謀就是一方面搞“兩個中國”，另一方面卸脫美國的責任。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第448頁。

　　在中美大使級談判期間，美國一邊談判，一邊則蓄意阻撓，拖延談判，中國政府給予了堅決的揭露。1958年2月10日，周恩來在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上指出：“美國同中國舉行大使級的會談，而會談中又要求中國承認它侵佔台灣的現狀。這在實質上就是企圖制造‘兩個中國’，中國方面當然絕對不能容許。”周恩來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的講話，《人民日報》1958年2月11日。

　　（三）參加國際組織，堅持“有蔣無我，有我無蔣”的原則，不授人以“兩個中國”的口實

　　關於恢復中國在聯合國席位問題，以及參加聯合國的附屬機構和奧林匹克委員會等其他國際組織的問題，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政府就明確表示必須首先驅逐國民黨的代表。1949年11月15日，周恩來致電聯合國秘書長賴伊，再次申明：隻有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才是代表全體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國民黨政府“已喪失了代表中國人民的任何法律的與事實的根據”，要求“立即取消‘中國國民政府代表團’繼續代表中國人民參加聯合國的一切權利”。《人民日報》1949年11月16日。但是，以美國為首的一些國家極力阻撓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中國政府也曾致電聯合國所屬機構和其他國際組織，要求取消國民黨台灣當局在聯合國所屬機構和其他國際組織的代表資格。周恩來任命張聞天為中國出席聯合國的首席代表，還相繼任命了出席聯合國一些重要機構的代表。但是這些正當要求都沒能得到實現。

　　20世紀五六十年代，毛澤東同外國領導人就中國進入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交換意見時，一再明確表示：“我們的看法是，如果這些組織內有國民黨代表在，我們就不參加﹔如果參加了，那就是承認‘兩個中國’。”《毛澤東外交文選》，第287頁。“如果聯合國裡有台灣的代表，我們一萬年也不進去。”《毛澤東外交文選》，第268頁。有人建議中國分兩步走，先進入聯合國再進行驅逐台灣當局的斗爭，毛澤東斷然表示：“隻能一步走。”《毛澤東外交文選》，第469頁。這以后二三十年中，美國政府始終堅持推行所謂“台灣地位未定論”，在台灣的歸屬問題上制造混亂。中國政府為了不給別國制造“兩個中國”的口實，也始終堅持了“有我無蔣，有蔣無我”的堅定立場。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隨著中美關系的緩和，美國企圖以同意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為誘餌，正式向聯合國大會提交“雙重代表權”提案，制造“兩個中國”。1971年8月20日發表的周恩來主持起草的中國外交部聲明，對此表示強烈譴責，並指出：“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和把蔣介石集團驅逐出聯合國，這是一個問題的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人民日報》1971年8月21日。

　　（四）採取靈活策略，緩和同美國的關系，迫使其承認“一個中國”

　　隨著國際戰略格局的變化，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美開始著手解決相互間的緊張關系問題。毛澤東、周恩來從國際戰略格局的高度，在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前提下，採取靈活策略，為中美關系最終實現正常化提供了契機。

　　1972年2月，毛澤東同來訪的尼克鬆商談兩國關系正常化。2月22日至25日，周恩來同尼克鬆進行了四輪談判。談判中的一個關鍵問題是，中方要使美方盡可能明確地承認台灣問題是中國人之間的問題。經過周恩來同尼克鬆、基辛格的艱辛談判，中美兩國在2月28日發表了《聯合公報》。在中美關系中最突出的台灣問題上，中國方面重申：“解放台灣是中國內政，別國無權干涉，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必須從台灣撤走。中國政府堅決反對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個中國，兩個政府’、‘兩個中國’、‘台灣獨立’和鼓吹‘台灣地位未定’的活動。”美國方面聲明：“美國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隻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它確認從台灣撤出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的最終目標。在此期間，它將隨著這個地區緊張局勢的緩和逐步減少它在台灣的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人民日報》1972年2月28日。

　　美國政府終於在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公開承認“隻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從而為中國政府在適當時機最終解決台灣問題提供了有利的國際條件。

　　〔作者熊華源，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單勁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助理研究員，北京10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