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周恩來對解決台灣問題的思考和決策【2】

　　（三）爭取以和平方式解放台灣

　　根據中央軍委1954年8月13日制定的“充分准備，逐島攻擊，先選敵最小最弱的一個島子攻佔之，求得戰必勝，攻佔后即鞏固之，然后再看情況決定下一步的作戰行動”彭德懷主持召開的關於福建沿海作戰方針問題的會議紀要，1955年7月8日。的沿海作戰計劃，人民解放軍准備解放馬祖、金門。但是，毛澤東這時敏銳地觀察到：在大陳島解放的第三天，1955年1月25日，美國眾議院、參議院通過《防御福摩薩聯合決議》，明確授權美國總統可以在他認為必要的情況下，使用美國部隊阻止對澎湖列島和台灣進攻。《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第2卷(上)，第437—438頁。這樣，如果攻打澎湖列島、台灣，美國勢必軍事干預，中國必然在不對稱的中美海上軍事沖突中遭受巨大損失。然而中國奪取馬祖、金門，將正中美國下懷，勢必造成海峽兩岸的長期分裂，有利於美國制造“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因此，以有步驟的方式來實現“武力解放台灣”，在相當一個時期內也難以實現。

　　經過一段時間的反復考慮、權衡利弊后，毛澤東、周恩來從國際戰略全局出發，毅然決定停止解放馬祖和金門的軍事行動，把工作重點放到促成同台灣國民黨當局的和平談判上來。

　　1955年2月3日,周恩來向出席全國計劃工作會議等專業會議代表所作的報告中指出：“我們的立場是：台灣是屬於中國的”，“不解放台灣，決不罷休”。我們的方針是：“隻要美軍撤退，台灣可以和平解放。我們要提出這樣的響亮口號。”“這個口號什麼時候公開提出，要看形勢的發展。”周恩來向出席全國計劃工作會議等專業會議代表所作的《動員和團結全國人民完成國家過渡時期總任務和反對國內外敵人的斗爭》的報告，1955年2月3日。這是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第一次在內部報告中提出“和平解放台灣”的方針，是中國共產黨解決台灣問題方針政策的一次根本性轉折。周恩來的報告表明：公開提出“和平解放台灣”的方針，只是選擇一個適當時機的問題了。

　　為了進一步爭取國際輿論的支持，1955年4月5日，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批准了即將啟程的中國出席亞非會議代表團團長周恩來在《參加亞非會議的方案》中提出的建議：在亞非會議上，可視當時情況，“相機提出在美國撤退台灣和台灣海峽的武裝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放台灣的可能”。周恩來提交的《參加亞非會議的方案》，1955年4月4日。

　　根據中共中央的授權，1955年4月23日，周恩來在八國代表團即出席亞非會議的中國、緬甸、錫蘭、印度、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菲律賓和泰國八國代表團。團長會議上指出：“中國人民解放台灣有兩種可能的方式，即戰爭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國人民願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灣。”周恩來：《關於亞非會議的報告》，《人民日報》1955年5月17日。這是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第一次向全世界公開提出“和平解放台灣”的方針。周恩來的講話和隨后發表的相關聲明，獲得了亞非各國以及世界輿論的廣泛理解、歡迎和支持。5月13日，回國不久的周恩來在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擴大會議上重申了這個方針。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1955年第6期。在這前后，周恩來在外事活動和公開場合談到台灣問題時，總是反復強調中國人民有權用一切方式解決台灣問題，包括和平解放的方式，作為中央政府不會拒絕而且提議同蔣介石集團進行談判。參見周恩來1955年7月30日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關於《目前國際形勢和我國外交政策》的發言，《人民日報》1955年7月31日。

　　二、和平解放台灣工作的全面開展

　　在毛澤東、周恩來看來，和平解放台灣不是單靠政治宣傳或者通過口頭方式表示就可實現的，需要在一個相當長時期裡加強聯系、逐步溝通，並且出台相關的政策措施，進行國共談判，才能實現。因此，從1956年開始，毛澤東、周恩來對解決台灣問題的思考進一步深化，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尋求接觸，耐心爭取實力派，努力促成國共和談

　　1956年1月，毛澤東審改周恩來在全國政協二屆二次會議上的《政治報告》稿時，對關於台灣問題的內容作了以下修改：“我國政府一年來曾經再三指出：除了用戰爭方式解放台灣以外，還存在著用和平方式解放台灣的可能性。這樣，我國大陸人民和台灣人民就有一種共同的愛國的責任，這就是除了積極准備在必要的時候用戰爭方式解放台灣以外，努力爭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灣。”“凡是願意走和平解放台灣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們過去犯過多大罪過，中國人民都將寬大對待，不究既往。”《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版，第32—33頁。1月30日，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在全國政協二屆二次會議上作政治報告時，正式宣布了較為系統的對台政策。他號召：台灣同胞和一切從大陸跑到台灣的人員，站在愛國主義旗幟下來，同祖國人民一起，為爭取和平解放台灣，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而奮斗。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第542—543頁。這表明，中國政府對和平解放台灣問題已從一般號召轉入尋求接觸、耐心爭取實力派的階段。

　　6月28日，周恩來在全國人大一屆三次會議上發言，專門將“解放台灣問題”列入標題中，題為《關於目前國際形勢、我們外交政策和解放台灣問題》，反映了中國政府對這個問題的高度重視。他代表中國政府對和平解放台灣的政策、原則與實現的可能性、必要性以及具體措施，作了系統說明。他強調：“我們願意同台灣當局協商和平解放台灣的具體步驟和條件，並且希望台灣當局在他們認為適當的時機，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適當的地點，同我們開始這種商談。”他重申：“我們對於一切愛國的人們，不論他們參加愛國行列的先后，也不論他們過去犯了多大罪過，都本著‘愛國一家’的原則，採取既往不咎的態度，歡迎他們為和平解放台灣建立功勛，並且還將按照他們立功大小，給以應得的獎勵和適當的安置。”《人民日報》1956年6月29日。這天早晨，毛澤東在審定發言稿后批示：“此件很好。”毛澤東在周恩來《關於目前國際形勢、我們外交政策和解放台灣問題》發言稿上的批示，1956年6月28日。經毛澤東審閱的7月29日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平解放台灣工作的指示》對爭取對象規定得更為明確，指出：“工作重點應該放在爭取台灣實力派及有代表性的人物方面。這就是通過各種線索，採取多樣方法，爭取以蔣氏父子、陳誠為首的台灣高級軍政官員，以便使台灣將來整個歸還祖國。”

　　為了促成同台灣當局的和談，必須建立某種形式的溝通渠道。這一時期，海峽兩岸的軍事對峙使得相互間的溝通與了解極為困難，因此主要通過密使故舊來傳遞信息。1956年3月16日，周恩來接見孫中山前副官和李濟深的前衛士長、英國人馬坤時說：如果你這次或者以后到了台灣，請你向蔣介石或你的其他朋友轉達幾句話：蔣介石是我們的老朋友，我們同他合作過兩次。既然我們主張和談，我們就不排除任何一個人，隻要他贊成和談。蔣介石還在台灣，槍也在他手裡，他可以保住，主要的是使台灣歸還祖國，成為祖國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就是一件好事。如果他做了這件事，他就可以取得中國人民的諒解和尊重。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第55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