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長崎國旗事件后的對日外交【2】

　　二、長崎國旗事件后的對日外交

　　在中日關系處於嚴重局面的情況下，1958年6月12日，岸信介第二屆內閣成立，繼續重申其要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展貿易活動，但又不予正式外交承認的政策。對此，中國政府進行堅決斗爭，揭露岸信介玩弄騙局的政策。

　　6月19日，日本官房長官赤城宗德在記者會上表示，不改變日本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但主張日本政府應採取積極步驟，恢復與北京的貿易。但是，8月29日，日本政府對社會黨議員佐多忠隆從北京帶回的中國所提出的打開中日緊張關系之六項條件表態，認為完全辦不到，並指責此六項條件無異是要日本完全投降。這六項條件是：(1)終止日本對北京的敵視政策，不再反復﹔(2)停止參與“兩個中國”陰謀﹔(3)日本政府停止阻礙日本人民使東京、北京外交正常化之努力﹔(4)對長崎扯落旗幟事件，採取適當步驟(具體包括：日本政府派一正式代表團前往長崎，在那裡懸起中國國旗﹔對扯下旗幟者，依侮辱國旗例嚴厲處罰﹔派正式代表團赴北京，為扯旗事件道歉)﹔(5)為了証明停止“兩個中國”的陰謀，必須按以下形式發表聲明，不能缺少一個文字，即“日本政府希望恢復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正常關系並為此努力”﹔(6)在履行以上行動后，日本政府派遣代表團前往北京，就今后問題進行商談，代表團的形式和人數由日本政府決定。(20)根據日方記載，在直接向日方提出六項條件時，廖承志還說：這種狀態不會很長，希望日本有關公司和中小企業忍耐一下，不過，對於中國來說，五年十年也能忍受，並不會感到一點痛痒。(21)這表明了中方的堅定態度。

　　但是，日本還要開展對中貿易。1959年1月21日，岸信介向報界承認，日本政府希望與北京建立經濟及文化關系，並考慮改變其目前之觀望政策，以解決貿易僵局，但仍否認有犧牲台灣方面關系之任何意圖。1月25日，日本外相藤山愛一郎在演說中提到，建議與中國舉行恢復貿易之大使級談判，並願意在政府協定下恢復貿易。

　　這時，日本還通過蘇聯向中方解釋其外交政策。1958年10月，日本駐蘇聯使館公使銜參贊都村新次郎對蘇聯外交部遠東司副司長賈丕才說：中國政府在考慮日中關系的問題時應該顧及日本的處境﹔日本政府認為，現在形成了“兩個中國”，它打算在同台灣保持關系的同時，發展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關系。(22)12月10日，蘇聯外交部遠東司將11月29日蘇聯駐日大使費德林同日本官房長官赤城宗德(中國外交部檔案寫為“赤木”，下同——引者注)的談話紀要交給中方。赤城宗德說：日本切望同中國和其他鄰國發展友好關系，並請求蘇聯協助改進中日關系。(23)他還說：在一次議會會議上，岸信介首相就中國國旗事件公開表示遺憾，雖然沒有向中國送交書面的抱歉文件，卻是因為日本政府不認為這種形式是妥當的﹔但這些願望碰到了中國方面氣勢洶洶的言行，北京不斷地刮來冷風，日本人認為這是對日本施加壓力。(24)在回答是否放棄“兩個中國”政策時，他說：他過去發表的“承認存在兩個中國”的聲明是錯誤的﹔但日本政府不可能忽視現狀，雖然很困難﹔對“兩個中國”情況作出法律的解釋，可能會導致干涉別國內政(25)。另外，他還說：陳毅元帥不久前的聲明實在太過分了(26)。他還聲明：他們的意見反映政府的觀點，雖然就此問題政府沒有作出正式的決定。(27)中國外交部檔案顯示，該文件很快抄送給“主席、少奇、恩來、朱德、陳雲、林彪”等中國最高領導人，可見中方對此的高度重視。

　　但是，中國方面對於岸信介政府既要恢復同中國的貿易，又敵視中國的做法，繼續予以嚴厲譴責。1959年2月15日，中國國際貿易促進會副秘書長蕭方洲在接見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副會長宿谷榮一時指出：中國人民看透了岸信介的騙局，他不改變敵視中國的政策，則恢復中日貿易斷無可能。當日，岸信介曾告訴記者，他正考慮向中共試探，與其舉行大使級會談。但是，2月16日《人民日報》就發表了題為《岸信介的姿態騙不了人》的觀察家評論。3月15日，周恩來在接見日本社會黨訪華代表團淺沼稻次郎一行時說：岸信介如果想做買賣，就應該改變敵視中國的政策，恢復兩國的正常關系，這要由兩國政府通過談判來解決，這個障礙不在我們方面。(28)

　　不過，為了照顧日本一些中小企業的困難，中國政府採取了靈活政策。1959年2月12日，周恩來在接見日本禁止原子彈氫彈協會理事長安井郁等時說：“我們對日本人民是友好的，對它的經濟困難是同情的。中小企業中確因貿易中斷而發生困難，如有進步團體介紹和保証，個別來往，而數量又不大，可以考慮，但是不能為日本政府所利用”(29)。2月17日，日本“總評”事務局長岩井章由北京返回東京，向有關部門報告稱：周恩來總理曾表示，願由日“總評”擔任中間人與日本中小商人恢復一部分貿易。此前，日本社會黨曾介紹日本甘草協會來華，並於1958年8月23日達成協議。日方在香港同中國華潤公司簽訂合同，由中方提供滑石600噸，甘草20噸。(30)1959年5月28日，中國全國總工會同日本“總評”介紹來中國洽談生漆和栗子兩種照顧物資供應問題的日本中國產生漆需給懇話會、日本甘栗加工商業協同組合的代表在廣州談妥，由中方供應日本20噸生漆，100噸栗子。(31)但是，日本政府卻表示：將對此類貿易加以限制。(32)

　　對於日本政界一些要求恢復中日關系的努力，中國政府也作出真誠回應。1959年6月8日，日中貿易促進會專務理事鈴木一雄訪華時，曾轉來日本前首相石橋湛山於6月4日致周總理的信件。石橋湛山在信中說：最近兩年半來日中關系比當時還要惡化，如果這樣發展下去，不僅僅是我們兩國國民，對於世界也是非常不幸的﹔我雖然病后，但是無論什麼時間都可訪問閣下。(33)對於石橋湛山的來信，周恩來批示：“決定原則同意他來，由廖主任名義給他回復。”(34)6月21日，廖承志向石橋湛山回信，轉達了周恩來歡迎其來訪的表態。8月22日，周恩來又親自致信石橋湛山說：我贊同閣下關於中日友好維護世界和平的良好願望，不僅如此，這種願望也是符合兩國人民的願望的。(35)在此期間，周恩來還邀請日本自民黨顧問、前文部大臣鬆村謙三訪華。(36)8月28日，岸信介也表示：原則上不反對前首相石橋湛山和前文部大臣鬆村謙三應周恩來總理之邀，前往中國大陸訪問。

　　9月9日，石橋湛山到達北京。周恩來與陳毅在會見他時說：中日要恢復正常關系，日本政府必須排除敵視中國的政策，擺脫外來干涉，並且保証不參加制造“兩個中國”的陰謀。(37)但是，岸信介在對華問題上卻依然搞兩面派政策。石橋在回國並與岸信介等會晤后，對記者說：岸首相表示同意雙方交互訪問，但日本政府無意接受中國所提政治與貿易不可分之要求，並不准備改變現政府對台灣與美國之政策。10月20日，日本自民黨顧問、前文部大臣鬆村謙三到達北京。周恩來在會見他時說：日本國內復活軍國主義的活動令人擔心，美日修改《美日安全條約》的目的是逐步使日本軍國主義化，並更加敵視中國。中方還將以周總理名義正式邀請日本前通商產業大臣高崎達之助的信件交由鬆村謙三代轉。

　　在與日本這些政治家交流的同時，中國政府對岸信介繼續保持高壓態勢。1958年11月23日，中國貿促會主席南漢宸致電日本工商業者要求立即恢復中日貿易大會，重申“隻有岸信介政府改變敵視中國的罪惡政策，不參與制造‘兩個中國’的陰謀，不阻撓兩國正常關系的恢復，中日貿易關系才能恢復”(38)。1959年5月7日，中國駐柬埔寨使館致電外交部，請示：日外相藤山愛一郎訪柬，柬政府組織我迎送，我不參加﹔另，日駐柬大使奉調回國，因他是使團長，我們擬參加歡送活動。(39)中國外交部復電：“岸信介仍在堅持敵視我國政策，為保持壓力，不宜同日使館人員來往。但日大使系使團團長，使團組織的歡送活動可適當參加。”(40)6月17日，中國駐波蘭使館致電外交部：日本使館一秘要非正式訪問我參贊，使館應如何處理？(41)6月20日，外交部告使館：日一秘可能是日外務省前中國科科長岡田晃，岡田此次調波蘭的可能是，就中日關系問題向我刺探，了解中美談判的情況，作為日政府考慮中國問題的參考﹔日一秘要求接觸系岸信介兩面手法的一部分，我應不加理睬，繼續對岸施加壓力。(42)8月17日，廣東外事處致電外交部：日駐港副領事2人曾到港中旅社詢問想來我國參觀事，應如何對待？(43)8月22日，外交部復電廣東外事處：應拒絕﹔如日副領事再來問港中旅社，可告，業經請示國內，有關方面認為，由於日本岸信介政府對中國採取不友好的態度政策，不能同意你們的要求。(44)

　　1960年4月10日，周恩來在第二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上講話指出：“中國政府和人民堅決反對岸信介政府敵視中國和復活日本軍國主義的政策”﹔“岸信介政府一天不放棄敵視中國的政策，中日關系就一天不可能改善。中日關系目前的不正常狀態，其責任完全在於岸信介政府”。(45)6月17日，周恩來在廖承志關於目前反美斗爭具體安排報告的批示稿中，在“口號”一項中增寫了“堅決支持日本人民反對岸信介血腥統治的民主斗爭”等內容。(46)

　　1960年7月18日，池田勇人當選日本新首相。中日關系開始出現轉機。日本通產大臣石井光次郎在7月25日聲稱：日本需要與中共貿易，但目前還不是開始貿易的時候。但是，在同日，日方又稱：日本不反對中國總工會主席劉寧一率代表團訪日。7月29日，劉寧一率中國代表團前往東京參加日本工會“總評”第15次定期大會及第六屆禁止原子彈氫彈和爭取全面裁軍世界大會。這是長崎國旗事件之后，中國首次派官員訪日。8月16日，周恩來會見日中文化交流協會理事長中島健藏一行。同日，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會和日本日中文化交流協會發表關於中日兩國民間文化交流的聯合聲明。9月18日，中國對外文協和日中友協在北京發表關於中日兩國人民間友好關系和文化交流的共同聲明。這些事件的發生，標志著中日文化交流的部分恢復。

　　在中日貿易問題上，中方此時又提出了貿易三原則，展現了在堅持一定原則的基礎上恢復雙方貿易的可能性。1960年8月27日，周恩來在會見日中貿易促進會專務理事鈴木一雄時首次提出中日貿易三原則，並重申兩國關系的政治三原則(政治三原則在周恩來1958年8月會見社會黨議員佐多忠隆時就提出，即日本政府不能敵視中國﹔不能追隨美國，搞“兩個中國”的陰謀﹔不要阻礙中日兩國關系向正常化方向發展)。新提出的中日貿易三原則是：(1)政府協定﹔(2)民間合同﹔(3)個別照顧。周恩來說：過去中日雙方曾經搞過民間團體協定，想通過民間協定來發展中日貿易﹔經過岸信介政府這一段期間，証明這種做法行不通﹔岸信介不承認、不保証民間協定的實施，並採取敵視中國的政策來破壞它﹔我們不能容忍這種行動，隻好將中日貿易來往停了兩年多﹔根據中日兩國人民的願望，中日貿易如果能逐漸恢復起來，對兩國人民都有好處﹔但是，池田政府的態度究竟如何，我們還要看一看﹔我們現在提出貿易三原則﹔日中貿易促進會可以根據上述中日貿易三原則，對你們認為友好的、有可能做的、對雙方都有利的生意，可以進行介紹。(47)周恩來又指出：在沒有政府協定之前，如果日本某企業同中國某公司表示友好，根據雙方需要可以簽訂定期貿易合同。(48)在此，中國方面顯示出一定的靈活性。

　　9月10日，周恩來在接見日本社會黨擁護憲法特別委員長穗積七郎時，將8月27日會見鈴木一雄時關於中日關系和中日貿易問題的談話記錄交給他。周恩來說：中日兩國不應該採取中美大使級會談的形式，要談就應該舉行部長級會談，如果日本現首相或部長要來中國，北京機場對他們是開放的，但需要承認政治三原則。(49)9月22日，日中友協等16個團體的代表舉行會議，在聽取穗積七郎訪問中國的報告后，一致決定力爭恢復日中邦交和日中貿易。

　　但是，對於如何恢復中日關系，中方還是十分慎重的。8月5日，日本共同社編輯局長電請周恩來總理，就中日關系問題給予答復。當外交部請示時，周恩來指示：“暫時靜觀，不作直接批評。因此不予答復為宜”﹔因為“如果對新井從假定出發提出的問題進行答復，反而會使池田提高身價，造成我急於要打開中日關系的印象”。(50)

　　10月11日，周恩來在會見原日本萬隆會議首席代表高崎達之助時，重申改善中日關系之起碼條件：(1)中、日兩國不應互相敵視﹔(2)中國承認日本，日本不應追隨美國搞“兩個中國”的陰謀﹔(3)日本不應阻撓而應促進中日兩國關系向著正常化方向發展。在會談中，高崎提出了日方邀請廖承志訪日，要中方邀請前首相吉田茂，日本飛機送天鵝來，高崎從北京坐飛機回日本等要求。周恩來則一一批駁說明。在后一次談話中，周恩來指出：中日間的政治問題必須由日本派部長以上人物來中國談。(51)這期間，周恩來對於開展中日民間交流非常關心。到了1961年，中日民間友好交流有了很大發展。截至該年10月上旬，中方派出9個代表團訪日，日本訪華代表團則有38個之多(其中大部分是左派和中間人士)。(52)

　　1960年10月21日，日本首相池田勇人發表施政演說表示，日本政府一方面牢守作為自由國家之基本立場，一方面將依照和平外交政策，培植與共產黨國家之友好關系﹔並認為“基於互相尊重之立場以及不干涉內政之原則而改善我們與中國大陸之關系，是有其需要的”。12月16日，日本政府宣布放寬對中共的貿易管制，同意日商今后可用英鎊轉賣中國大陸之貨物。12月29日，包括日本首相參加的外交問題會議發表聲明稱：根據國際法，日本不能承認北京政權﹔但希望中共同意恢復1958年停止之兩國民間貿易。1961年9月29日，池田首相在眾議院宣布：日本反對“兩個中國”的政策。

　　1962年7月14日，日本自民黨選舉，池田連任總裁，這就使得其對華政策能夠繼續向前發展。7月21日，日本國際貿易推廣委員會宣稱：將邀請中共人員來商談貿易問題。8月6日，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向報界說：池田首相在和前首相石橋湛山舉行會議后，已命令他研究改組日中進出口協會，並設立一個政府支持的新機構，以促進對中國大陸的貿易﹔據稱，現行那種利用北京所指定的日本“友好商社”進行貿易的制度，隻包括中小商社180家，而石橋前首相的意見是，必須擴大到大型貿易公司，並要推銷日本肥料和其他農業化學品。(53)

　　這一時期，在日本方面，對於打開日中關系，形成了鬆村(謙三)構想和岡崎(嘉平太)構想。鬆村構想的主要內容是從農業方面的日中經濟協力人手，逐漸向一般經濟領域擴大，漸次地打開日中關系。而岡崎構想則是在鬆村構想的基礎上，要突破友好商社貿易體制，使貿易正常化，把對中貿易商社按照業別組織起來結成與中方交流的團體，這種業別團體是開放的，隨著業種不斷擴大，最終形成日中輸出入組合。(54)此后，鬆村謙三和高崎達之助相繼訪華。不過，日本外務省依然明確規定：“從對外關系上考慮，政府要嚴格避免在形式上的介入和斡旋”。(55)

　　9月11日，鬆村謙三就訪華事宜與大平正芳外相會談。會談中，鬆村謙三說：他曾對中國來訪者說，貴國農業上困難相當嚴重，應該放棄三原則、五原則這樣的老調，現實地進口肥料和農藥，以提高農業生產力﹔他還對中國來訪者說，自己上次訪中時，周總理在歡送會上講，要互不傷害兩國的政治體制，站在相互信賴的立場上，開展經濟和文化交流，我(指鬆村謙三——引者注)對此完全有同感，要以此為原則發展兩國關系。鬆村謙三還認為：中方的態度比上次已有變化，如同意高崎帶領財界人士一同訪問，對於鬆村訪問時有許多記者隨行，也表示同意。(56)

　　9月15日，周恩來、陳毅與到訪的日本自民黨顧問鬆村謙三會談。雙方同意擴大中日民間貿易，並開始醞釀民間貿易備忘錄，並一致認為，應採取漸進和積累的方式，謀求兩國政治關系和經濟關系的正常化。根據日方外交文件顯示，會談時中方堅持政治、經濟三原則，但是同意貿易的累積發展方式，並且在友好商社問題上也表現出彈性。在會談中，中方提出，友好商社方式應按照過去一樣保持。而日本方面則提出，有貿易希望的商社都可指定為友好商社，並且為了突破友好商社體制，應按照品牌、團體的聯合體進行貿易。對此，中方也顯示出同意的態度。(57)

　　10月6日，日本內閣決定仿效西歐，放寬對中國大陸貿易辦法，擴展對中貿易，派前通產大臣高崎達之助率代表團前往，並建議達成一項為期5年的“全面貿易辦法”。10月27日，高崎達之助一行34人到達北京后，周恩來、陳毅同他們就民間貿易問題進行了詳細的會談。11月9日，中國亞非團結委員會主席廖承志與高崎達之助在北京簽訂為期5年的《關於發展中日兩國民間貿易備忘錄》。該備忘錄主要原則是：根據當年9月間周恩來和鬆村謙三關於擴大中日貿易會談的宗旨，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採取漸進的、積累的方式，進一步發展兩國的民間貿易。12月1日，池田勇人首相正式批准日中民間貿易協定備忘錄，規定自1963年起，每年雙方互易5000萬美元的貨物。根據這個貿易備忘錄，1964年的中日貿易額為3億美元，達到歷史最高水平。此后，中日貿易額不斷擴大，到1967年時，甚至超過日台貿易額。這也標志著中日關系已經得到基本恢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