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文革”中為何力保周恩來：總理之位無人能替代

本文摘自《周恩來26年總理風雲》，楊宗麗 明偉 著，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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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中求治，苦撐危局，與無政府狀態展開艱難的對抗

自“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在幾個月的時間裡，整個中國如同受到了蝗虫席卷一般，幾乎沒有哪一寸土地能夠幸免。一切人類的劣根性在陰謀家、野心家的策動下統統地暴露無遺——殘暴、凶惡、妒嫉、爭權奪利、自私自利、窩裡斗……

許多人原先為之終身奮斗的理想、信念，隨著社會的扭曲一時間也變得模糊不清，面目全非。有的人，昨天還是人，卻一夜之間變成了“鬼”﹔而有的人，昨天還是“鬼”，也不知怎麼的，一夜之間卻換了一副人的模樣。人鬼不分，人妖顛倒。充斥著社會的是串聯、造反、奪權、批斗……還有更可怕的打、砸、搶……

這場所謂的“革命”來得如此之凶猛，是周恩來始料不及的。

一個欣欣向榮的社會主義社會，一個經過革命先烈前赴后繼、流血犧牲換來的新中國，卻被一伙上竄下跳、胡喊亂叫的野心家和被他們利用的紅衛兵攪得混亂無序。

在“文化大革命”的無政府狀態下，政府總理周恩來的工作極度困難。然而，他必須保証國家機器正常運轉，以黨和政府的權威來對付無政府的胡鬧。

一場政府權威與無政府狀態的艱難對抗開始了。

自從全國的紅衛兵開始“北上、南下、西進、東征”的大串聯后，本來就不堪重負的交通運輸工具在紅衛兵大串聯的熱情中仿佛得到了賴以運行的熱源，在艱難地運行著。然而，它的背后卻潛伏著極大的危機。其中，鐵路交通運輸受到的沖擊更是前所未有的。幾乎任何一輛列車上，都擠滿了蜂擁而上的人群。客運量的猛增，嚴重的超載，使鐵路運輸設施遭到極大的破壞。

周恩來憂心如焚。

至1966年11月下旬，毛澤東已經先后八次接見了外地來京串聯的師生和紅衛兵，僅受到最高領袖接見的外地師生和紅衛兵人數就達1100多萬。

如此巨大的人員流動潮，潛伏著重大的事故隱患。這是周恩來早就預料到的。為使鐵路交通命脈不至於中斷，周恩來親自坐鎮指揮鐵路運輸。他每天都要親自看《鐵路運輸簡報》，早晚都要找有關負責人開會，了解全國鐵路運輸情況，研究對策。無論哪個地方交通中斷，他都要親自打電話追問，苦口婆心、語重心長地勸說、教育或批評造反派。他的工作，不分晝夜。

當時的鐵道部部長呂正操對總理直接管鐵路一事記憶太深刻了，他后來回憶：

八次紅衛兵串聯，都是最困難的時候。那時，總理幾乎是每天一到人民大會堂，就把我找去了，甚至飯都沒吃，到那裡臨時吃點飯。我也沒吃，到那與總理一起吃點面條。總理問我運輸的情況后，就指示哪個列車可以出去，哪個列車可以進來。我就按他的指示來辦。按總理的指示來辦，這個車才能行動。

所以，總理有時候跟紅衛兵講，也當著我的面說：呂正操，你這個鐵道部長，我替你當了。總理說過這個話。我說，我也沒辦法，你不說話，他們是哪一個都不聽，隻有總理說的話，還可以聽一聽。

但是以后，我走了以后，恐怕總理說話別人也不那麼聽了。

果然如呂正操所說，在混亂的情況下，“總理說話別人也不那麼聽了”。

10月下旬，周恩來在約謝富治、楊成武、呂正操等人多次談如何維護鐵路運輸秩序和如何接待學生的問題后，領導起草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維護鐵路運輸秩序的緊急通知》，通知指出：

目前鐵路運輸秩序比較混亂，為保証革命師生、旅客和國家物資的正常運輸，中央決定各省、市、自治區要認真按照中共中央、國務院通知的精神，有計劃地組織學生來京串聯，適當控制人數。從11月1日到5日，各地串聯學生暫緩來京。

革命師生要遵守鐵路規章制度，維護鐵路運輸秩序，嚴禁攔截和阻止列車運行。鐵路部門要迅速恢復正常運輸秩序，保証客貨運輸暢通無阻。

該通知於10月31日發出。沒想到，通知剛發出去便遇到困難。

1966年11月，在就毛澤東第八次接見外地來京串聯的紅衛兵這個月，上海發生了集體臥軌事件。周恩來的話被人置於腦后。

11月9日，以王洪文等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成立。中共上海市委根據“十六條”精神和中共中央關於不要成立跨行業組織的規定，決定對“工總司”採取“不贊成、不支持、不參加”的態度。

造反起家的王洪文哪肯罷休。10日凌晨，王洪文等人煽動、裹脅一部分人以去北京向毛主席“告狀”為名，在上海近郊的安亭火車站臥軌攔車，致使滬寧線鐵路交通中斷30多個小時。

消息很快傳到周恩來那裡，周恩來火了。鐵路大動脈中斷，國家的損失將無法估計，社會的混亂也會愈演越烈。他立即讓陳伯達電告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處書記韓哲一，要華東局和上海市委“頂住”，不能承認“工總司”是合法的組織，不能承認臥軌攔車是革命的行動。

同時，周恩來致電在安亭的上海工人，一方面細心地做他們的工作，另一方面指出他們這次行動“不但影響本單位的生產，而且大大影響全國的交通”。周恩來要求工人“立即回到上海去，有問題就地解決”。

哪知道，“中央文革小組”對周恩來的意見採取了陽奉陰違的態度，他們派張春橋赴上海解決此事。張春橋到上海后，背著中央和上海市委，擅自承認“工總司”是合法組織，稱“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動。更使周恩來為難的是，張春橋的處理意見后來卻得到了毛澤東的首肯。

安亭事件雖然平息了，但鐵路交通卻更混亂了。在北京的周恩來極為焦慮。他打電話給正在挨斗的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丕顯同志，你一定要保証鐵路運輸正常，不要讓他們把鐵路運輸搞亂了。”

在國務院，周恩來把余秋裡和谷牧兩人調來，協助自己抓工業，並對他們說：“你們可得幫我把住經濟工作這個關啊！經濟基礎一亂，局面就沒法收拾了。生產絕不能停，生產停了，國家怎麼辦？不種田了，沒有糧食吃，人民怎麼能活下去？還能鬧什麼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