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文革”中為何力保周恩來：總理之位無人能替代【3】

中央文革的一伙人很清楚，成立一個與“文化革命委員會”並行的“業務領導小組”，無疑是要削弱文化革命的領導權。再加上“不要一概排斥、打倒”干部這類的條條，顯然是有針對性的，與文化革命的宗旨相違背的。因此在這份決定稿拿到中央碰頭會上討論時，遭到中央文革小組的刁難，他們左右挑剔，覺得橫豎都不順眼。他們的理由是，這份文件對軍管后軍管會如何執行毛主席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路線、如何堅決支持左派鬧革命寫得不夠。林彪的話也很陰險，他別有用心地說：“軍管如搞得不好，軍隊也會執行一條拿槍的劉鄧路線。”

　　在林彪和中央文革的人阻礙下，對鐵路、交通、郵電實行軍管的措施遲遲不能落實下去。而國民經濟一天天爛下去，周恩來心急如焚。

　　與此同時，林彪、江青一伙加緊了他們篡黨奪權的步伐。他們把周恩來視作奪權的障礙。他們心裡清楚，不能直接打倒周恩來，得採取周邊戰術，先截斷周恩來的左膀右臂。他們放出風去，將周恩來在領導經濟方面的得力助手李富春、李先念等人說成是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的人。

　　3月21日晚，當周恩來帶李先念、谷牧、余秋裡等人到中南海會議室，向鐵道部、交通部、郵電部的造反派代表宣讀毛澤東有關實行軍管的批示時，有代表質問周恩來：“有人說，李先念、谷牧、余秋裡、李富春是劉鄧司令部的人，也有人說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們搞不清楚。”周恩來氣憤地批駁說：“他們如果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今天能帶他們來嗎？要實事求是，不要相信傳聞。”

　　周恩來還向造反派們表達了對重要部門實行軍管的決心，他說：

　　1月底，我就提出民航局歸軍隊管，現在是3月份了，不能再耽擱了。無論如何二季度的生產要搞好，鐵路、輪船、碼頭、汽車、港口、運輸公司，派軍管小組或委員會先管起來，由谷牧同志負責。

　　林彪和中央文革的人也不示弱，他們放出話去，在社會上刮起了一股攻擊周恩來的妖風。與毛澤東關系比較接近的外交部干部王海容和唐聞生向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反映了社會上出現的這一情況。

　　對周恩來，毛澤東還是非常了解的。有些人鬧革命可以，但要建國、治國，周恩來的才能是無人能比的。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已經倒了，再把周恩來打倒，恐怕沒有人能夠替代總理的位置。一旦國家攤子爛下去，將很難收拾。在毛澤東心目中，周恩來還是要力保的。

　　5月29日，毛澤東在王、唐二人的信上批示：“林彪、恩來同志，文革各同志：此件請閱。極左派的觀點是錯誤的，請文革同志向他們做說服工作。”

　　有毛澤東的尚方寶劍，周恩來這才得以繼續在“文革”的逆流中發揮砥柱中流的作用。

　　斗爭的機會和斗爭的藝術，對周恩來來說太重要了。

　　機會又一次到來。

　　1967年5月31日上午，周恩來接到國務院聯絡員辦公室的一份緊急報告，其中反映：鄭州、徐州、蚌埠、金華、宣化等鐵路樞紐站段兩派武斗，炸毀機車，停止作業，致使京廣、津浦、隴海、浙贛等四條主要鐵路干線均處於癱瘓狀態，僅徐州一處就停開貨車69列……

　　這還了得，哪還像個國家，連基本的社會秩序都沒有了，簡直無法無天。

　　“必須發揮國家權力的強有力作用，對鐵路交通的軍管再也不能拖下去了。”周恩來主意已定。並根據報告所附濟南軍區68軍要求對有關鐵路樞紐實行軍管的意見，當即批示：“同意濟南軍區68軍黨委常委關於要求對徐州鐵路分局和火車站實行軍管的急電。”

　　實施軍管，必須得到毛澤東的批准。中午，周恩來趕到毛澤東處。他在向毛澤東講述軍管的必要性時，語言極其凝重：主席，鐵路輪船關系到全國的交通命脈，一旦中斷，國民經濟不可收拾，對鐵路、交通實行軍管的問題不可再拖。

　　毛澤東思索片刻，痛下決心：同意。

　　告別毛澤東，周恩來立即召集李富春、李先念、葉劍英、蕭華、楊成武、谷牧、余秋裡等人於當天下午到國務院開緊急會議。

　　對中央文革，周恩來採取了先斬后報的辦法。

　　會后，他將向毛澤東匯報的情況和會議商定的措施，連同鐵路中斷情況的電訊，一並送陳伯達、康生、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並告：“擬為此事再發一告鐵路輪船職工書。定稿后再送閱。”

　　還沒有等中央文革的人醒悟過來，第二天在周恩來的主持下，便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署名的形式向全國發出了《關於堅決維護鐵路、交通運輸革命秩序的命令》。

　　命令下達，鐵路、交通運輸部門立即實施了軍事管制。

　　周恩來在國家經濟命脈上緊挂著的心，總算輕鬆了一點。與無政府主義的斗爭，總算有了一些好的結果。

　　江青一伙對周恩來拿毛澤東來壓他們並先斬后報的做法，懷恨在心，他們也在尋找機會，伺機報復。

　　鐵路，仍將是斗爭和爭奪的焦點之一。

　　到1967年7、8、9月間，在“全面內戰”中，鐵路交通中斷事故仍頻頻發生。

　　為控制局勢，周恩來盡管處境艱難，但他果斷決策：要維護軍管的威信，派野戰軍到鐵路兩邊護路﹔京廣、隴海、津浦、京滬、滬寧、滬杭、浙贛等主要鐵路干線要分別指定具體部隊包下來。

　　為此，他給毛澤東寫了報告，提出了詳細的部隊護路部署。得到毛澤東同意后，中共中央於8月10日向全國發出了《關於派國防軍維護鐵路交通的命令》。

　　作為深謀遠慮的戰略家，周恩來深知自己發揮作用所處的特殊環境和特殊群體。他的力量，不僅來源於廣大有良知的群眾，而且來源於對黨和國家有著強烈責任感和使命感的廣大干部尤其是高級干部。

　　自“文化大革命”以來，在主流與逆流的抗爭中，1967年的“二月抗爭”，在共和國歷史上寫下了重重的一筆……

　　1967上海“一月革命”以后，“文化大革命”進入全面“奪權”的混亂階段。在黨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受到嚴重侵害的情況下，葉劍英、譚震林等老一輩革命家奮不顧身，挺身而出。他們大義凜然，在不同場合、用不同的方式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做法提出了強烈的批評﹔對林彪、江青、陳伯達等人亂黨亂軍的行徑給予憤怒的斥責。

　　1967年2月中旬，大較量、大搏斗的第一個回合，達到了高潮。

　　2月11日下午3時，當時主持黨、政、軍日常工作的人和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來到中南海懷仁堂，參加周恩來主持的中央碰頭會。

　　像往日一樣，周恩來坐中間，一邊坐著4位軍委副主席、3位國務院副總理和余秋裡、谷牧，另一邊坐著陳伯達等中央文革成員一伙。很顯然，已經形成兩軍對陣的形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