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文革”中為何力保周恩來：總理之位無人能替代【2】

周恩來還給“中央文革小組”的陳伯達、康生和江青等人寫信，明確地重申自己的觀點：“全國交通命脈，絕不能中斷。”

　　信是寫出去了，意思也表達清楚了。但周恩來心裡非常清楚，“中央文革小組”的一伙人對這個話不一定聽得進去，他還必須採取其他辦法來達到保証全國交通命脈不中斷的目的。

　　進入1967年的第一個凌晨，還在工作的周恩來親自打電話給受到沖擊的陳丕顯：“丕顯同志，中央決定要你出來工作，首先要整頓鐵路秩序，上海一定不能亂，南北鐵路交通絕不能中斷。上海市委是革命的，不是‘黑幫’。”

　　1967年的第二個凌晨，周恩來又召集全國鐵路系統20余個單位在京的代表談話，嚴肅地指出：鐵路絕不能癱瘓，一刻也不能中斷。中斷鐵路交通，不僅直接影響生產，也直接影響文化大革命和第三個五年計劃，影響國計民生。

　　經過周恩來的說服和開導，無論是上海市委和陳丕顯本人，還是全國鐵路系統的廣大干部，都深受鼓舞。他們預想，隻要有總理支持，鐵路的混亂狀態應該能夠得到改變。

　　沒想到，在全國的混亂逐漸加劇的情況下，鐵路的混亂也越發不可收拾。在鐵路系統，得到“中央文革小組”支持的造反派們，氣焰越發囂張。

　　1967年1月6日，以王洪文等為首的上海“造反派”在張春橋、姚文元的策劃下，篡奪了中共上海市委、市人委的領導權。

　　上海“一月革命”得到了毛澤東的支持。在16日出版的《紅旗》雜志為此發表評論員文章，其中用毛澤東的話說：“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裡奪權，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22日的《人民日報》社論進一步號召：“展開全國全面的奪權斗爭。”

　　此后，一場周恩來做夢也想不到的全面奪權風暴，在全國掀起，從中央各部到地方各級黨政部門以至各行各業都不能幸免。“打倒一切”的無政府主義狂潮更加泛濫。

　　一場空前的社會混亂降臨中國。

　　周恩來所要面對的，不僅是林彪、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的一伙人，還要面對極為混亂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局勢。他最清楚，要制止混亂，必須盡量爭取得到毛澤東的支持。

　　周恩來所要解決的，是從未遇到過的困難﹔周恩來所要承受的，是常人難以想象的壓力和痛苦！

　　在全國的所謂“奪權斗爭”中，鐵路部門的奪權更甚。

　　上海“一月革命”以后，全國的鐵路交通系統的奪權緊隨其后，各地鐵路網絡頻頻告急，幾近癱瘓。鐵路部門從上到下，大批領導干部在“奪權”狂風中被揪斗關押，工交部門的幾位部長被造反派揪走。鐵路系統各級領導機構陷於癱瘓和半癱瘓﹔職工四處串聯，停產鬧革命去了……更加奇怪的是，周恩來要過問鐵路的事，卻找不到鐵道部部長呂正操。

　　在停產鬧革命的派性斗爭中，許多鐵路干線不時中斷，先后有上海、蚌埠、長春、齊齊哈爾、大連、廣州、武漢等地的鐵路交通發生中斷事故。待運的生產物資大量積壓，國民經濟運行受到巨大的沖擊。

　　1967年初，周恩來多次召集鐵路有關系統的代表談話。他嚴肅地告誡：

　　工人離開工作崗位到北京來，這叫丟生產，跑革命，是假革命、不革命。

　　現在各地都叫造反派，大家丟開業務不管，這是要批判的。丟開業務鬧革命，那革命不就落空了嗎？

　　現在呂正操部長被揪來揪去，我連部長都找不到了，我替呂正操當起了鐵道部長，這種情況對鐵道部不利。大家回去一定要說服出來串聯的工人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去，把自己本單位的革命和生產搞好。

　　他還多次在中南海裡接見鐵路系統的造反派，對他們胡亂奪權的行為和派性斗爭提出了直接的批評：

　　要立即成立一個業務小組，晝夜值班，保証業務不中斷，我每分鐘打電話都要有人，鐵路運輸一時一刻也不能停下來。

　　……

　　為什麼不聯合起來，再這樣下去，我要把鐵道部門實行軍事管理。我給你們開過七次大會，強調全國交通大動脈一刻也不能中斷，你們就是不聽，你們想，是一個單位重要，還是全國重要？是一個人重要，還是七億人民重要？奪權，要在腦子裡奪權，奪“私”字權。

　　正在周恩來極力勸說人們不要出來胡鬧，要趕快回到自己的崗位上去搞生產的時候，“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已經如同一匹脫了缰的不馴之馬，它激起了人們躁動的心態，眾多的人熱衷於打派仗，早已無心生產了。

　　1967年3月18日，周恩來接到一份報告，它反映位於我國東北重工業基地的齊齊哈爾鐵路局內部派性問題嚴重，其中說：在這個局內派別眾多，有200多個派性組織，經常打派仗，工作無人管﹔局內指揮不靈，調度員、扳道員隨便不上班，十幾台機車開不出去﹔甚至有人強調要打破條條框框，砸爛規章制度。由於派性斗爭，該上班的不上班，該擰閘的不擰閘，有幾次險些造成國際列車的碰撞……

　　這對周恩來來說，無異於發生“地震”，國家經濟如此震蕩下去，非垮不可。必須採取軍事管制的緊急措施處理。

　　周恩來立即將反映齊齊哈爾鐵路局問題的報告報送毛澤東，並附上了自己的意見。

　　當天，周恩來還與李富春、聶榮臻、葉劍英等人商量了如何對國防工業、工交財貿等部門和一些重要的單位實行軍事管制的問題。

　　鑒於國家的無序狀況，再這樣亂下去，別說是“天下大治”，恐怕政治上“大治”都很難保証，因此，毛澤東贊同實施軍事管制的意見，他在周恩來送來的報告上批示：“一切秩序混亂的鐵路局都應該實行軍事接管，以便盡快恢復正常秩序，汽車、輪船、港口裝卸也都要管起來。隻管工業、不管交通是不對的。此事請你們研究。”

　　接到毛澤東的指示，周恩來立即讓余秋裡、谷牧草擬對鐵路、交通、郵電三個重要部門及其所屬重點企業實行軍管的決定稿。

　　3月21日，余秋裡和谷牧便把實行軍管的決定稿送到了周恩來的手中。周恩來加寫了一些重要的內容：

　　在軍管會領導下，成立兩個班子，一個是文化革命委員會，領導文化大革命，一個是業務領導小組，統一領導本部門的生產和業務工作。

　　要正確對待干部問題，對他們要進行調查研究，階級分析，不要一概排斥、打倒，也不要一概復職，一概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