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崗欲借毛澤東之手扳倒劉少奇和周恩來？

　　王稼祥、劉少奇和高崗

　　本文摘自《劉少奇的20年》，魯彤 馮來剛著，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

　　高崗號毛澤東之“脈”﹔在工會工作問題上，劉少奇支持了鄧子恢，批評了高崗

　　劉少奇在建國前后有關國家建設問題，尤其是在新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過渡兩個問題上，都進行過大量的論述。當然，在許多方面是有失偏頗的。

　　在天津講話時，劉少奇也說過“剝削有功”、“剝削越多越好”的話，但這是針對當時民族資本對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還有一定的作用而言的，既不是喪失了無產階級的立場，更談不上向資本家投降。

　　在東北富農問題上，劉少奇對東北局在對待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上存在著過“左”的傾向提出了嚴厲批評。劉少奇於1949年5月31日復電東北局，批評東北局的“左”的傾向。

　　高崗對劉少奇的一系列批評自然不滿意。畢竟，他是以“東北王”自居的。他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東北人民政府主席，地位顯赫，而且他的許多主張都很受毛澤東的看重。

　　實際上，高崗在建國前夕就曾經試圖扳倒劉少奇，隻不過未能如願，他也很快縮回了搞小動作的手腳。

　　1949年劉少奇秘密訪蘇前，高崗也是中共代表團的成員之一。臨行前，高崗同當時在東北參與幫助東北建設的蘇聯專家柯瓦廖夫談話，無中生有地造謠說中共內部有一個以劉少奇為首的“親美派”，企圖在蘇聯同劉少奇之間制造事端。

　　這種“莫須有”的手法，在后來他向劉少奇發難時也如此這般地使用過。

　　柯瓦廖夫作為蘇聯一個專家，正如斯大林所評價的，隻懂得技術，不懂得政治。因此，他回國后就向斯大林作了《關於中共中央若干政策與實際問題》的書面報告，其中匯報了此事。柯瓦廖夫在報告中說：在中共黨內，在中央委員中，有些人過去是親美的、反蘇的，中央的領導現在支持他們。報告還說：劉少奇組織和領導了對高崗無根據的批評。

　　所謂劉少奇組織和領導了對高崗無根據的批評，實際上就是對東北局關於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政策上出現的“左”的傾向的批評。

　　斯大林對此持否定的態度。

　　但高崗並不甘心，他回國后就開始抬高自己，貶低劉少奇。高崗向人散布說：斯大林不喜歡劉少奇，對劉少奇的報告不滿意﹔斯大林最欣賞高崗。借斯大林之口，高崗企圖抬高自己的地位，壓倒劉少奇。

　　在毛澤東1949年12月訪蘇時，斯大林把柯瓦廖夫的信轉交給了毛澤東。

　　很顯然，毛澤東也並沒有意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因為，他回國后並沒有就此問題考慮過，也可能是因為國內百廢待興、任務繁重的緣故吧！但至少，這一問題沒有得到及早的解決，就留下了后來高崗變本加厲不擇手段地向劉少奇“進攻”的隱患。

　　在山西省委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問題上，劉少奇為保持一段時期內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不被過早地打斷，從而使進入社會主義具備充分准備的條件，因此對山西省委的“逐步地動搖直至否定私有制”的觀點提出了嚴厲的批評。

　　然而，在這些問題上，劉少奇后來受到了毛澤東的批評。

　　這些，也就是高崗向劉少奇進攻的所謂“主要証據”。

　　攻擊劉少奇之“風”被高崗攪得越來越大，“浪”也越來越高，越來越惡。

　　高崗發出的第一發“炮彈”，就是工會問題的爭論。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的工人運動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工會工作也因之遇到了許多新的問題。其中最為突出的問題是：官僚資本主義企業成為社會主義國營企業之后，企業內部是否還存在著矛盾？如果存在，這種矛盾的性質是什麼？怎樣解決這種矛盾？

　　1950年7月，中南地區總工會籌備委員會舉行擴大會議。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書記鄧子恢作了關於工會工作的報告，針對當時中南地區工會工作中出現的嚴重脫離群眾的現象，以及相當一部分工會干部缺乏明確的階級立場而不重視工人群眾的正當利益等一系列問題，提出了三個問題：工會工作的立場問題﹔工會要代表職工利益的問題﹔工會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問題。

　　鄧子恢認為，在公營企業中，做工會工作同志的立場和態度，應該與企業管理人員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在“基本立場是基本一致的”前提下，由於彼此的工作崗位、任務的不同，即使在公營工廠中，“工會仍有代表工人的利益”、“保護工人群眾日常切身利益”的基本立場和任務，不能脫離工人群眾的利益而成為“廠方的附屬品”。

　　7月29日，鄧子恢致電毛澤東，匯報了會議的情況和他所作的報告的要點。30日，中南局機關報《長江日報》全文發表了鄧子恢的報告。

　　劉少奇看到鄧子恢的報告后，對這一新問題產生了極大的興趣。8月4日，劉少奇為中共中央起草了批語，轉發鄧子恢的這一報告。劉少奇在批語中說：“工會工作是目前我們黨的主要工作之一，但各地黨委對於工會工作顯然注意不夠”，鄧子恢的“這個報告很好，望照鄧子恢同志的做法，在最近三個月內認真地檢查一次工會工作並向中央作一次報告，以便加強各級黨委對工會的注意，改善工會工作，是為至要。”

　　劉少奇的這個批語經毛澤東、周恩來、朱德、李立三(時任全國總工會主席、黨組書記)等人傳閱后下發。

　　鄧子恢在報告中所提出的新問題和觀點，在領導干部和工會工作者中引起了廣泛的注意和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