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書范若愚:周恩來和毛澤東整風以前不是"風雨同舟"?【3】

周總理看到“風雨同舟，朝夕與共”這句成語時，嚴厲地批評了我。他說，在關於他和毛澤東同志的關系上，在整風以后，還可以引用這句成語，但在整風以前，不能引用。“這也說明你對黨史知識知道得太少！”周恩來同志講這些話時，幾乎流出了眼淚……

在歷史中形成的對毛澤東的衷心愛戴和敬仰，開始變成了個人崇拜。有的人還加以發揮，對個人迷信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如受到毛澤東推崇的柯慶施就說過：“我們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主席要服從到盲目的程度。”個人崇拜的空氣驟然膨脹，黨中央的政治生活從這時開始不正常，“左”的東西便得以暢行無阻，以至發展到后來的“大躍進”，及更大破壞作用的“文化大革命”……

然而這一切，都有其歷史背景：一方面是國際上蘇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后出現的混亂﹔另一方面是國內各階層對中共工作的不滿以及由此而來的罷工、罷課、鬧退社等事件。在毛澤東看來，在1956年這樣一個多事之秋，公開糾正自己工作中的冒進傾向，無疑是給反對派提供進攻的口實。因此，按照毛澤東確信的“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的”的思維定式，反冒進便難逃被指責批判的厄運。關於這一點，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重印《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一書按語時寫過說明，他寫道：“我們沒有料到1956年國際方面會發生那樣大的風浪，也沒有料到1956年國內方面會發生打擊群眾積極性的‘反冒進’事件。這兩件事，都給右派猖狂進攻以相當的影響。”由此就不難理解毛澤東何以在黨的工作遭到非議之時，特別是在反右派斗爭后，要對反冒進進行嚴厲的指責和批判了。

——那是一個時代。

毛澤東指間的那節香煙燃盡了，他輕輕地將煙蒂撳滅在煙缸裡。周恩來檢討后，毛澤東宣布：“反冒進（的問題）解決了，現在中央是團結的，全黨是團結的。”

毛澤東將反冒進的事態看得極其嚴重，一再警告說：“有些人不顧大局，像莫洛托夫那樣，像我們中國的高崗那樣，那就要出現分裂。……代表大會的同志，你們注意一下，中央委員會要特別注意，要顧全大局，誰不照顧大局，誰就會跌筋斗。……有人認為講了分裂，心裡就不舒服。我看講了好，大家有個精神准備。”

毛澤東講得十分嚴肅，從此那些不願看到黨內產生分裂的共產黨人，對反冒進一詞噤若寒蟬。周恩來遇事發表意見也就少了。

八大二次會議以后，內心異常苦悶又極其矛盾的周恩來，鑒於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有以柯慶施代替他的總理職務的考慮，又鑒於自己在反冒進問題上犯了“方針性”的錯誤，便向中共中央真誠地提出：請考慮自己“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是否適當”？6月9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劉少奇、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彭真、彭德懷、賀龍、羅榮桓、陳毅、李先念、陳伯達、葉劍英、黃克誠。會議挽留周恩來繼續擔任總理。會后，鄧小平擬了個會議記錄，寫道：會議認為周恩來“應該繼續擔任現任的工作，沒有必要加以改變”。並把這個記錄報送了毛澤東。這樣，周恩來仍然擔任國務院總理一職。但是，他和陳雲等人再也不能像過去那樣在經濟建設中發揮其主動、求實和創造性的作用了。

這期間還有一則軼聞，就是“躍進”一詞的發明權。1958年5月25日，彭真給毛澤東送去一份材料，即《人民日報》1957年11月13日關於發動全民討論農業四十條的社論，並說明這是最早使用“躍進”一詞的地方。毛澤東當即寫信贊揚說，發明這個詞的人“其功不在禹下”。並說：“如果要頒發博士頭銜的話，我建議第一號博士贈與發明這個偉大口號（即：躍進）的那一位（或者幾位）科學家。”沒想到，最早使用“躍進”一詞的不是別人，正是主張反冒進的周恩來。早在1957年6月23日，周恩來在全國人大的會議上，為了批駁大鳴大放中有人說1956年經濟建設是全面冒進的言論，就使用了“躍進”一詞，說1956年是“躍進的步驟”“躍進的發展”。所以，一天以后，1958年5月26日，彭真又把周恩來這個報告送給毛澤東，把“躍進”一詞的發明權歸於周恩來。（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

然而，毛澤東欣賞“躍進”一詞，一個原因就是它堵住了反冒進論者之口。他在1958年5月26日致政治局、書記處各同志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及參加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其他同志的信中說：“自從‘躍進’這個口號提出以后，反冒進論者閉口無言了，‘冒進’可反（冒進即‘左’傾機會主義的代名詞），當然可以振振有詞，躍進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拋到一個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

對於反反冒進和“大躍進”的形勢，毛澤東非常滿意。8月初，他以極其興奮的心情對來訪的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說：1949年中國解放我是很高興的，但是覺得中國問題還是沒完全解決，因為中國很落后，很窮，一窮二白。以后對工商業的改造、抗美援朝的勝利，又愉快又不愉快。隻有這次大躍進，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這個速度發展下去，中國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