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黨介紹人張申府回憶周恩來入黨經歷【2】

　　走進屋內，我看到客廳正中的牆上，挂著直頂到天花板的一大幅國畫，上面一個慈眉善目的老壽星，左手拄著拐杖，右手捧著一個碩大的仙桃。在畫的側面放著一排書櫃，裡面有一部分是泛黃的古線裝書。

　　我正欣賞那幅國畫時，張申府從裡屋來到了客廳。

　　他穿一身黑色中山裝，頭發花白，精神蠻好，那雙黑眼睛在塌陷的厚眼皮下來回地轉動，顯得有點兒神秘。倒是他那寬大的臉龐和厚嘴唇給人一種憨厚踏實的感覺。他個子較高，有點駝背，不戴眼鏡，卻有一副學者的氣質。

　　我說明前些天在政協機關的院子裡見過他，今天來此目的是想聽聽他對正在召開的全國政協會議有何看法，以做些採訪報道。當然，我打探他那“傳奇般”的經歷是主要目的，不過不好明講罷了。

　　張申府客氣地請我就座，但他舉止拘謹，好像不大會應酬人，又似乎躲著什麼，他只是對我連聲說“喝茶、喝茶”。如果我不開口，他是不會先說什麼的，這倒使我有點不自然起來。

　　“聽說您很早就認識周總理了？”寒暄了幾句話后，我有意拿這句可能使他感興趣的話題做引子。

　　果然，張申府眼睛閃過一道異樣的光芒，他呷了一口茶說：“我是1920年8月在北京陶然亭公園和周恩來認識的。當時是五個青年進步團體在陶然亭舉行茶話會，決定‘改造聯合’。周恩來代表天津‘覺悟社’，李大釗和我代表‘少年中國學會’。那時期，李大釗和我正醞釀成立北京共產主義小組。”

　　“聽政協的同志說，您很早就加入黨組織了？”

　　“是啊！”張申府興致來了，他驕傲地敘說著自己的歷史，在我的面前展示了他非凡的青年時代。

　　“五四運動時，我是北京大學的講師，和李大釗、陳獨秀等人一起創辦《每周評論》，還擔任過《新青年》編委。那時李大釗、陳獨秀是北大的教授，也是這兩個刊物的負責人，胡適也是這兩個刊物的編委，我和他們很熟。1920年春天，共產國際的代表維經斯基到北京來，經過北大俄籍教授柏烈偉的介紹，找到李大釗和我。然后又由李大釗介紹他到上海找陳獨秀。1920年8月，陳獨秀來信對我說，北京隻有你和李大釗可以談成立黨的問題。9月中旬，我因羅素來華講學專程去上海迎接他，在上海我就住在陳獨秀家，我們兩人就籌組黨組織事宜多次交換意見。回京后李大釗和我就成立了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后來我們發展了張國燾，張是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第三個成員。”

　　“后來您去了法國？”我問他。

　　看到我全神貫注地在傾聽他的講話，張申府似乎很是愜意，侃侃而談:“1920年12月，我和蔡元培、陳大齊、劉清揚、鄭毓秀幾個人同船去法國。我是由蔡元培、李石曾推薦，被聘為法國裡昂大學中國學院的教授去教邏輯學的。那時，上海、北京、廣州、長沙均已建立共產主義小組，臨行前，李大釗、陳獨秀委托我在法國建立巴黎共產主義小組。”

　　張申府說，周恩來是1920年12月去法國的。1921年1月，他在巴黎首先介紹劉清揚入黨。緊接著，他和劉清揚又一起介紹周恩來入黨。當時入黨手續是：他和周談話后，即寫信向陳獨秀報告。這年春天，他和劉清揚在巴黎結婚，由於周恩來和張申府夫婦在國內就相識，特別是周恩來與劉清揚同為天津“覺悟社”的戰友，周恩來他鄉遇故知，十分興奮，常去他們住處，對各種問題進行熱烈地討論。

　　不久，由上海又來了兩個黨員，趙世炎和陳公培，他們兩人都是在上海入黨並由陳獨秀介紹來巴黎的。這樣他們5個人（張、周、劉、趙、陳）成立了巴黎共產主義小組。小組成立后做了兩件事：一件是出油印刊物《少年》，張申府為編輯，周、趙撰稿。第二件事是發起成立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這個組織在1923年改名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總支部（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周恩來是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