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毛澤東：合作大於分歧

毛澤東和周恩來，這兩個人是不可分離的。

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常常有兩人並稱的例子。比如太平天國的洪楊（洪秀全、楊秀清），戊戌維新運動的康梁（康有為、梁啟超），辛亥革命時期的孫黃（孫中山、黃興），中國共產黨建黨前后的“南陳北李”（陳獨秀、李大釗）等。兩個人中總有一個是主要的，另一個也起著別人難以替代的作用。他們往往相互依存和相互補充，共同把事業推向前進。

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中，雖然沒有“毛周”這樣的提法，但兩人的密切關系是有目共睹的。兩人中，毛澤東當然起著主導的作用。鄧小平說，沒有毛主席，也許我們至今還在黑暗中摸索。同樣，如果沒有毛澤東，周恩來也不能成為今天我們看到的周恩來。而對毛澤東來說，他最離不開的人是周恩來，這也是事實。

尼克鬆曾說：毛澤東是拿主意決定大事的人，周恩來是負責執行的。一般地講，這話不無道理。毛澤東確實是更多地在統籌全局，把握大的方向，拿大主意。周恩來更多地是周密細致地負責執行和落實。但這只是相對地說的。毛澤東並不是隻拿大主意而對具體工作不過問。相反，對他認為在全局具有決定意義的關鍵性環節，他總是抓得很緊很細，一直抓到底，抓出結果來。而周恩來也決不是一個隻能起執行作用的人。他同樣是一個戰略家，有著重大決策的能力。毛澤東的重大決策，很多是周恩來共同參與商議的，而且在執行過程中經常會遇到許多新的或原來沒有料想到的問題，需要果斷地作出決策。沒有這種能力，也談不上成為一個好的執行者。

毛澤東和周恩來1924年在廣州相識並共事，到1976年相繼逝世，前后超過半個世紀，跨度很長，中間經歷的重大歷史事件又太多。研討會組織者要求我把討論的范圍放在20世紀50年代，我想也就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

一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在中國歷史上不是一般的政權更替，而是一場前所未有的深刻的社會大變革。怎樣建立一個新國家和新社會，沒有任何書本理論或現成經驗可以照搬。中國有句老話：“萬事開頭難。”如果開局時有什麼偏差，就會產生嚴重的后果，以后要糾正起來很困難。

毛澤東很早就開始考慮這個問題。他在《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論人民民主專政》等一系列論著以及1948年九月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中，對新民主主義政治、經濟、文化的指導原則都作了系統的闡述。新中國成立前夜，對中國這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又明確提出應當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而不是建立聯邦國家。

周恩來在新中國成立前的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期間，擔負起主持起草《共同綱領》這一歷史重任。為了起草《共同綱領》，周恩來在中南海勤政殿“關”了一個星期左右，親自執筆，寫出全文，以后經過多次反復討論和修改，廣泛吸收各方面的意見，最后經政協全體會議通過。這個《共同綱領》對新中國的國家性質、人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政權機關、軍事制度、經濟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都以明確而概括的語言規定下來，並經過充分協商成為各黨派、各人民團體和各界人民的共識，使新中國的起步在各方面都有章可循，起著臨時憲法的作用。

新中國一成立，在國家政權中，毛澤東是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周恩來是政務院總理﹔在共產黨內，毛澤東是中央委員會主席，周恩來是五個書記之一，以后是副主席﹔在軍隊內，毛澤東是中央軍委主席，周恩來是副主席。從各方面來說，毛澤東當然是拿大主意的人。他統籌全局，並且集中主要力量來抓他認為最重要的事情。周恩來是日理萬機的當家人，國家哪一方面的重要事情都要管。用薄一波的一句話來說：總理嘛，就是要總理一切。

周恩來有幾個別人難以相比的優點。第一，在長達幾十年的異常豐富的復雜經歷中，他對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外交等方方面面的工作都熟悉，都拿得起來。這樣的人才是很少有的。1949年初，蘇聯的米高揚到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談到新中國政府時說：你們不是有個現成的總理在那裡嗎？

第二，周恩來的工作作風歷來細致周到，辦事入情入理，穩妥可靠，並且始終全身心地投入。郭沫若曾這樣贊嘆他：“我對於周公向來是心悅誠服的。他思考事物的周密有如水銀瀉地，處理問題的敏捷有如電火行空，而他一切都以獻身的精神應付，就好像永不疲勞。他可以幾天幾夜不眠不休，你看他似乎疲勞了，然而一和工作接觸，他的全部身心便和上了發條的一樣，有條有理地又發揮著規律性的緊張，發出和諧而有力的律呂。”他短時間內所做的工作，別人往往要花很長時間也做不完。他工作時間之長，他精力充沛地處理各種復雜問題的能力，很少有人能同他比擬。

第三，他連續近50年在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機構擔任負責工作，對黨的干部十分熟悉。他長期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作，對黨外的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相知很深。他待人誠懇、謙虛、寬厚，處處替別人著想，因此能得人心，能夠團結方方面面的人為共同事業而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