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毛澤東：合作大於分歧【2】

這幾點只是舉例。從這裡也可以看出為什麼毛澤東最離不開的人是周恩來。

新中國成立后一年，抗美援朝戰爭發生了。人們講到抗美援朝，在領導人中，首先會想到毛澤東，其次是彭德懷﹔但很少人知道周恩來在這方面的貢獻和作用。

抗美援朝的大主意，當然是毛澤東作出決斷的。戰爭初期的幾次戰役，他也指導得十分具體。在前方直接指揮作戰的，是彭德懷。人們首先想到他們是很自然的。

周恩來呢？

拿指揮作戰來說，周恩來當時是主持日常工作的軍委副主席（朱德年紀大了，彭德懷在前方，劉少奇主要不負責這方面的工作），是毛澤東在軍事方面的主要助手。這場戰爭，同中國人民解放軍以往經歷的任何一次戰爭不同。這種仗應該怎麼打？周恩來每天晚上到總參謀部作戰室聽取匯報。他對戰場上的雙方情況，特別是志願軍方面包括團一級單位的狀況，了如指掌。對哪個部隊正在哪個村庄、哪個山頭，都很清楚。志願軍司令部每天的報告要中央指示，在第一線處理的就是周恩來，大事小事都問他。重大的問題，他准備意見后再向毛澤東報告請示。直到1952年7月彭德懷從朝鮮回國，中央軍委的日常工作才改由彭德懷主持。

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后勤保障是一個極其突出的問題。和國內戰爭不同，幾十萬軍隊在朝鮮前線，從兵員補給到所需的武器、彈藥、糧食、被服、藥品、醫療器材、生活用品等等，主要都得靠中國后方供應，而且不能有任何間斷。新中國建立伊始，許多不可缺少的條件卻沒有完全具備。這是多麼艱巨而繁重的任務！有了東西，又有個如何運送到前方去的問題。這在美軍控制制空權，不斷密集轟炸、掃射、投擲大量定時炸彈和三角釘等來阻斷交通線的情況下，更是何等困難！聶榮臻說：“整個后勤工作，當時都是在周恩來同志的領導關懷下進行的。這方面的事情，我幾乎每件事都向他請示。他抓得很細。”

1951年7月，朝鮮停戰談判開始。談判進行了兩年。中方前去參加談判的是李克農和喬冠華。隨著邊打邊談局面的出現，周恩來就擔負起這雙重任務。他總是通宵達旦地工作，常常前半夜處理戰場上的問題，后半夜處理談判中的問題。談判代表團每天都要發來電報，報告當天的談判情況、美方動向、外國記者反映、代表團的意見。毛澤東隻在談判的開頭、談判過程中的一些重大關節上，親自起草電報，進行具體指導。而大量問題都是由周恩來直接處理，特別重要的問題，由他提出意見，請毛澤東決定。當談判進入緊張階段時，代表團除書面報告外，每天都要在周恩來清晨臨睡前用電話向他報告一次。現在保存下來的周恩來起草的電報手稿有一百多件。這些電報，都是以毛澤東的名義發給金日成和彭德懷、李克農的。談判桌上，斗爭十分復雜，情況千變萬化。事情緊急，前方來電必須及時回復。周恩來能以驚人的速度，一氣呵成地寫出上千字、幾千字的回電，毛澤東看過，幾乎一字不改就發出去了。兩人之間何等默契。周恩來工作勤奮、思想敏捷、辦事周詳的作風和卓越的談判藝術，躍然紙上。

在整個抗美援朝過程中，周恩來擔負的工作量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何況他是政務院總理，國內的大量政務同樣需要他來處理。1951年夏天，他病倒了，遵照毛澤東的建議和政治局的決定，到大連休養了一個多月，這在他一生中是極少有的。

再如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制訂。

這是中國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開始，過去對編制長期經濟發展計劃幾乎沒有經驗可言，所需的資料也不齊全。困難可想而知。

當時，先在陳雲主持下，由各財經部門分別搞出五年期間工作的初步設想材料。這是計劃編制工作的重要基礎，但還缺少一個整體性的考慮。

1952年7月初，周恩來寫信給毛澤東並劉少奇等，提出：“在七月份我擬將工作重心放在研究五年計劃和外交工作方面。”“對五年計劃，當著重於綜合工作，俾能向中央提出全盤意見，並准備交涉材料。”這裡講的“交涉材料”，是指同蘇聯談判的材料。經過一個月左右的緊張工作，周恩來執筆寫成《三年來中國國內主要情況的報告》，並提出五年計劃的方針和任務。在此基礎上，由他主持在8月中旬寫成《中國經濟狀況和五年建設的任務》，對五年建設的方針和各項主要指標作了詳細的闡述。8月15日，周恩來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成員有陳雲、李富春等）訪問蘇聯，同斯大林和蘇共中央交換意見，並商談要求蘇聯給予援助的有關問題。

當五年建設的大政方針確定后，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具體編制工作在陳雲、李富春主持下進行。計劃草案初稿，又經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李富春等於1954年11月在廣州用20來天時間仔細地審核修改。第二年，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正式通過。

至於在有些領域內，特別是外交工作方面，周恩來不僅是執行者，而且是許多重大決策的提出者，如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提出以及在日內瓦會議和萬隆會議上的臨機決斷等。這些事情，大家都很熟悉，就不多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