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書紀東憶周恩來：忍辱負重 嚴於律己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國務院副總理紀登奎同志曾兩次問我：“小紀，總理在林彪叛逃后曾對國務院的幾位領導說，‘中央的問題還沒有解決，我難啊！’總理說這句話的時候，眼睛裡閃著淚光。你對這個問題怎麼理解？”

　　我說：“還有幾個人唄。”

　　他又問：“還有什麼？”

　　我沒有回答，只是笑了笑。他也笑了笑，說了句：“總理是不容易啊！”其實，我知道他要聽什麼，他也知道我明白，但那時候，誰也沒有明說。

　　周總理在長期的革命生涯中，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毫無保留地奉獻了一切。白色恐怖，出生入死﹔槍林彈雨，指揮若定﹔國共統戰，深入虎穴﹔建國興邦，經天緯地﹔河決地裂，赴湯蹈火﹔國際交往，縱橫捭闔……老人家什麼時候怕過死？什麼時候叫過難？然而，在“文革”的特殊時期，他說出了“難”字，其實，又何止一個“難”字了得！

　　在周總理身邊工作過的人，對他在工作和政治生活中，在身體和精神上的“苦”和“難”是深有體會的。這種“苦”和“難”可以歸結為四個方面：一是累，二是氣，三是憂，四是憤。

　　他的“累”，是因為中央日常具體工作毛主席平時很少管，林彪根本不過問，而大量的事情由總理一人承擔。包括每周都要召開的幾次政治局會議，也由他主持，然后向毛主席和林彪寫出報告。林彪叛逃后，毛主席明確中央的日常工作由周總理主持﹔軍委的工作由葉帥主持，重大問題向總理報告﹔國務院的工作由李先念副總理主持。但實際上總理的工作一點也沒有減少，反而更忙更累了。由於身體長期超負荷透支運轉，他的病情不斷加重，又不能及時治療，不斷便血，身體日漸虛弱，有時深夜開會回來，兩條腿邁得是那樣的沉重。直到1975年12月31日——也就是在他去世的前7天的中午12時，他躺在病床上，才用微弱的聲音對我們真正說出了“我累了”這句話。他的累不僅是身體上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那種來自多方面的、心上的“累”，才是最累的，是一般人難以承受甚至難以想象的。

　　他的“氣”，主要來自林彪、“四人幫”兩個集團的人發難、搗亂，找茬兒、誣陷。林彪很少參加政治局日常工作會議，葉群大多是會議沒有結束就離開。等會議結束，已是深夜時分，她就給總理辦公室打電話，問這問那，一打就是好長時間，讓總理去衛生間的時間都沒有。林彪叛逃之后，“四人幫”更加張狂，不僅加快了奪權的步伐，還對總理百般刁難，有意地與總理斗氣。江青等人，遇到對他們不利的工作能推就推，不能推就拖。文字改革本來是張春橋分管的工作，他說不懂，硬是把文件給周總理退了回來。江青想見的外賓，中央不安排她接見，她非見不可﹔安排她見的，她卻稱病不見。他們從精神上折磨，在工作上施壓，妄圖把總理置於死地而后快。

　　他的“憂”，主要是為國家的前途擔憂，為黨的團結擔憂，為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擔憂，也為保護老干部擔憂。他既要保護沒被打倒的同志不被打倒，不但要提醒他們如何“避險”，有時還親自到現場坐鎮保護﹔又要為已被打倒的同志尋找機會、創造條件，把他們“解放”出來工作。那時，總理對“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什麼時候能結束心裡也沒底，對國家什麼時候能消停下來也沒法預測，工作不知怎麼干才好。有時候也隻好搖頭、嘆氣而已。

　　他的“憤”，表現在對林彪、江青一伙進行的多種形式的斗爭中。他曾批評陳伯達無組織無紀律﹔他曾指責江青誣陷護士害她，是胡鬧﹔他曾把批極“左”的材料憤憤地摔在地上﹔在林彪座機飛越我國邊境，至死不回頭后，他狠狠地扣下話機，說林彪是叛徒……

　　就是在這種苦和難的情況下，身體的衰弱、精神的痛苦，在同時折磨著他。但他還是努力地工作著，頑強地支撐著。甚至在受到極不公正的批判的時候，還寫信給有關部門，“建議”和“希望”他們盡快對某個國家發生的事變提出應對方案。作為總理，這本來是他職權范圍內的事，但由於他處在被錯誤批判的情況下，他的權力暫時被剝奪了，可他又不忍心看著這些事不管。當時周總理還得把給毛主席的報告和王洪文一起聯名簽署上報，就是這樣，他仍然堅守不懈，決不放棄手中人民給予的權力。放棄工作、放棄權力，是“四人幫”巴不得的事情。

　　當時的中聯部部長耿飚曾經回憶過這樣一件事：1974年“一?二五”批林批孔動員大會后的一個傍晚，他來到中南海西花廳周總理辦公室，向周總理談起中聯部運動的情況，認為有人無中生有，借題發揮，江青在“一?二五”大會上點了他的名，他想辭職不干了。周總理聽后說：“耿飚同志，我送你三句話。第一，人家要打倒你，不論怎麼打，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趕你，不管他怎樣趕，你自己不要走﹔第三，人家整你，不管他怎樣整，你自己不要死。”這幾句話讓耿飚豁然開朗。實際上，這也是周總理自己心聲的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