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穎超的“婆家”情懷

　　周恩來的終生伴侶、黨和國家的杰出領導人、我國婦女解放運動的先驅鄧穎超，祖籍河南光山，但她生於廣西南寧，而她成長、投身革命的地點卻在天津。因此，1992年7月11日去世前，她遺囑骨灰撒入天津海河，回歸大海。

　　鄧穎超生前對“娘家”河南省有著特殊的情感，1958年“大躍進”時，她向周恩來建議，讓周恩來嫡親侄兒周榮慶到河南焦作當農民，做一名普通的拖拉機手。榮慶在焦作扎下根，找了當地一位女勞模晉菊清做媳婦，隨后又把在北京和伯伯周恩來、嬸嬸鄧穎超住在一起的母親王蘭芳也接來焦作，終於扎根河南，以焦作市為家。晉菊清隨丈夫周榮慶第一次進京時，鄧穎超拉著這位侄兒媳婦的手說：咱們都是河南老鄉，又都成了周家的媳婦。不久，鄧穎超又讓周恩來的另一位侄孫女周國盛也到河南焦作當了一名紡織女工。用周恩來的話說，國盛是我們周家的第一個產業工人。

　　1960年，周恩來因為自己住地被修得“好”了點，非常生氣，為了讓自己身邊工作人員到基層去得到鍛煉，以體驗民眾的疾苦，毅然將跟隨自己二十多年的行政秘書何謙派到河南淅川縣當縣委書記。據鄧穎超說，淅川和她的老家光山縣是近鄰縣，當時都是河南甚至全國窮得叮當響的地方。

　　鄧穎超熱愛她的“娘家”河南，關心河南的經濟建設，然而她對江蘇淮安（今淮安市淮安區———下同）的“婆家”也懷有深厚的情感，至今卻鮮為人知。本文記述的就是幾個她關心淮安人民，想著淮安的一些往事，作為對她誕辰110周年的紀念。

　　“我是他們淮安媳婦呀！”

　　鄧穎超和周恩來是那個時代通過自由戀愛、自主結婚的革命情侶，而且結婚時他們都已經是光榮的中國共產黨黨員、職業革命家了，因此，鄧穎超不可能去遵守舊的“三從四德”，但她對於老人、對於長輩仍然遵循著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讓長輩們感到很欣慰。

　　1928年，周恩來、鄧穎超聯袂去蘇聯出席中共“六大”。由於出發前他們在上海的秘密住地被敵特偵知，故緊急撤離、提前出發。而船行青島時，又被日本人的偵探懷懷疑疑的認出並跟蹤。周恩來為了擺脫敵人，他不得不再一次使出金蟬脫殼之計：說是到吉林去看望舅舅、其實是他的四伯父周貽賡那裡避險。這就有了鄧穎超和周恩來的四伯父、四伯母相處的日子。

　　1997年筆者在京拜訪周恩來的嫡親弟媳王士琴老師時，她就向筆者講述了鄧穎超當年在吉林四伯父周貽賡那裡的情況。

　　周恩來的三胞弟周恩壽因為四伯父（這是周家的大排行，其實是周恩來的嫡親大伯）無后，就出嗣過繼給四伯父為子，因此周恩壽和王士琴夫婦得以和四伯父、四伯母多年一起生活。王士琴老人回憶說：四伯母告訴我，鄧穎超雖然是個革命黨人，但她十分懂規矩，講禮貌。那年在我們家時，她什麼家務活都會做，還搶著干，長輩在場，她連坐都沒坐過一次，真正是我們周家的一個好媳婦。新中國成立后，有一次王士琴去西花廳，和鄧穎超妯娌倆說起了這件往事，鄧穎超笑呵呵地對王士琴說：“那一天的‘媳婦’還不好做嗎？”鄧穎超這裡說的“媳婦”顯然是指必須受舊的傳統道德等約束這種意義上的媳婦。

　　1960年初，中共淮安縣委書記處書記、淮城人民公社黨委第一書記劉秉衡受縣委、縣人委（政府）的委托，代表縣委和淮安百萬人民去北京看望周恩來總理，向總理匯報他家鄉的生產建設以及人民的生活等情況。同劉秉衡一起去的還有兩位青年干部王樹榮和陳阜。

　　1960年3月23日晚上，周恩來在釣魚台自己的臨時寓所接見劉秉衡同志，一談三個多小時。第二天下午，周恩來因為要去天津參加中央工作會議，就委托鄧穎超代表他請淮安一行三人的客。說是請客，也就是四菜一湯。鄧穎超特意留下總理辦公室主任童小鵬作陪。

　　在餐桌上，鄧穎超怕劉秉衡在周恩來提出的要處理好他淮安的舊居和祖墳問題上想不通，就反復對劉秉衡講道理。她說：“我們每個共產黨員都要聽中央的，恩來是黨中央副主席啊，你們要按他的意見辦，聽他的。”隨后，她又風趣地說：“在處理舊居和祖墳問題上，我是新的‘夫唱婦隨’，完全同意他的意見。”還說：“前不久，我們請童小鵬同志去重慶處理了我母親和恩來父親的墳墓，不知你們淮安有沒有搞棺木深埋？未搞的也可以等一下，不要引起群眾的不安。”

　　“不要引起群眾的不安”包含著鄧穎超對淮安人民的多少情？多少愛？

　　童小鵬等人在就餐時，發現桌上還多了一道茶點———淮安茶馓。那正是劉秉衡等人從淮安剛剛捎來的。

　　淮安岳家鼓樓茶馓是淮安地方名產，傳說光緒年間曾作為貢品進京，治好了慈禧的厭食症。民國時期獲得過南洋勸業會的金獎，1930年還曾獲得巴拿馬國際博覽會的銀質獎。那時就被人們譽為“味蓋三城，馳名京都”的上等茶點。淮安去的幾個人就這樣在飯桌上邊吃邊介紹。鄧穎超一邊夸贊茶馓酥脆味美，一邊很隨意地問起茶馓的制作技術。劉秉衡就說，生產淮安茶馓的岳家那時很保守，為怕茶馓的制作技術外傳，多少代下來都是隻傳媳婦，不傳閨女，怕的是女兒出嫁后將技術帶到別人家去。

　　鄧穎超聽到這裡，兩眼突然一亮地說：“那我去他們家肯定會將技術傳給我。”

　　“為什麼？”童小鵬不解地問。

　　“我是他們淮安媳婦呀。”她那詼諧的話語，頓時把在場的人逗得哄堂大笑。

　　“我是淮安媳婦”這麼一句直率朴素的話體現著鄧穎超對“婆家”淮安的熱愛和她作為周恩來終生伴侶的自豪。

　　“希望你們繼續努力”

　　1987年1月3日，淮安市第四中學收到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四中師生員工同志們：

　　你們好。

　　收到了你們給鄧穎超同志寄來的“字”，知道了你們學校的變化。這是你校全體師生員工共同努力的結果。鄧穎超同志對你們的進步很高興，她希望你們繼續努力，奮發圖強，為祖國“四化”建設樹(塑)造出更多的人才，望你們抓住今天的大好時光，努力，再努力。

　　鄧穎超同志處

　　1986.12.26

　　根據筆者對筆跡的辯認，這封信是鄧穎超秘書趙煒寫的。后經與趙煒聯系，這一判斷被確認。鄧穎超為啥要囑趙煒寫這封信呢？

　　據該校已退休的老校長邢成龍回憶。改革開放后，少數干部在經濟大潮的沖刷下，經不起金錢誘惑，忘了當年的入黨誓言，以權謀私、貪污受賄。令人憂慮的是，這股濁流竟也悄悄浸入教師隊伍。一些人不以教書育人為己任，卻一切向“錢”看，千方百計地搞起什麼“第二產業”，搞有償家教。這些做法嚴重影響了教學質量，如果聽之任之，后果不堪設想。校黨支部經過討論認為，淮安是偉人周恩來的故鄉，應該通過開展學習周恩來的無私奉獻精神來提高教職工的思想覺悟，以改變這種不應有的不良現象。

　　這樣，在校黨支部倡導下，全校開展了“學習周總理，一心為四化”的活動。這一活動開展后，效果很明顯，后進班上來了，后進生轉化了，學校面貌也改變了。他們一所學校就成立了52個學雷鋒小組，在校內校外留下了許多為人民群眾做好事的足跡。因此，一所原來因違法亂紀率高而聞名全市的淮安四中很快成了一所江蘇省德育教育的先進學校。

　　1986年10月20日下午，時任全國政協常委、原全國婦聯書記處書記吳全蘅到淮陰（今淮安市）檢查工作，淮陰市婦聯就請她到淮安四中看看。

　　吳全蘅一行一進淮安四中校門就見到了“學習周總理，一心為四化”的大幅標語，接著，她看了整潔的校園，聽了校領導關於學校在師生中開展“學習周總理”活動的匯報，還看了師生們為豐富這一活動內容演出的文藝節目。當該校初三學生余麗萍最后唱起“黨啊，我親愛的媽媽”時，現場氣氛達到了高潮，也引起了吳全蘅這位老革命家的強烈共鳴。她即興講話，對淮安四中的做法給予充分肯定和很高評價。全體師生備受鼓舞，他們當即就想到了應該把學校開展“學習周總理”活動后的變化向一直關心全國青少年、關心淮安的鄧穎超匯報。於是就讓學校一位毛筆字寫得比較好的王覺悟老師當場寫下了一張大字字幅：

　　學習周總理 一心為四化

　　淮安四中

　　邢成龍校長請吳全蘅將這幅字代為轉交給鄧穎超。

　　吳全蘅回京后，不僅將四中的字幅送到西花廳，還當面向鄧大姐匯報了她親臨該校的感受。鄧穎超十分高興，就囑秘書趙煒給淮安四中寫來了上邊這封信。

　　邢成龍校長收到這封信后，心情很激動，不僅在全校教職員工中進行了傳達和學習，而且傳達到每位在校學生，號召同學們牢記鄧穎超要“抓住今天的大好時光，努力，再努力”的教誨，早日學成建設祖國的有用人才。為了隨時鼓勵全校師生員工積極工作和努力學習，邢成龍特意讓人把鄧穎超這封信用金黃色放大寫在一塊大黑板上，架在學校迎大門的顯眼位置，讓師生們天天走進校門就看到，每天都能受到激勵和鼓舞。

　　打那以后，該校一直視德育教育等教學質量為學校的生命線，常憶鄧穎超的教誨，狠抓學生的素質教育不放鬆，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邢成龍1988年獲得國家教委首批頒發的全國中小學德育教育先進工作者的光榮稱號。學校多次被授予江蘇省德育教育先進學校，淮安市素質教育示范學校和文明校園。全校有30多名教師受到國家或省市給予的表彰，50多篇教學論文在省級以上報刊或研討會上發表、交流。直到2008年春，該校還特意請來山東省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講師團團長、周恩來的侄兒周保章到該校為全校師生作“學習周恩來精神，做‘四有’新人”的專題報告，把該校“學習周總理，一心為四化”的活動進一步推向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