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在重慶的統戰實踐【2】

　　爭取康心之 找康家小姐做工作

　　抗戰時期，重慶金融巨子康心之的女兒康靚，受抗日救亡運動影響，在女子師范學校加入了中共地下黨，並堅決要求去陝甘寧邊區，但被父親康心之拒絕。多次協商不成，康靚於1938年6月私自離家奔赴延安。康心之隻得親自去拜訪周恩來，請求幫忙尋找女兒。

　　當時，康家四兄弟在重慶勢力很大，老大康心孚是老同盟會員﹔老二康心如是四川“美豐”銀行董事長兼總經理、重慶市臨時參議會議長﹔老三康心之是四川省銀行總經理、中央銀行顧問﹔老四康心遠是“寶豐”公司總經理。康家和許多國民黨黨政要人及地方實力派多有往來。事關統戰大局，周恩來十分重視，答應了康心之。

　　卻說康靚到延安后改名為康岱沙，進抗大和中央黨校學習一年多，進步較快，打算一輩子留在那裡干革命。不料，鄧穎超找到了她，與她親切交談，告之康心之多次去找周恩來和林伯渠，稱思女心切，要求把康岱沙送回重慶。康岱沙聽后表示絕不走回頭路。鄧大姐告訴她，如果她回重慶去，通過家庭成員、社會關系，多宣傳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就可以動員更多的人加入到抗戰的隊伍中。康岱沙恍然大悟，立即給家中寫了信，還附上了一張近照。

　　1940年4月，周恩來到延安公干，返渝時帶上了康岱沙。途中，他專門抽時間與康岱沙談話，分析重慶的統戰對象，他指出，對國民黨元老、地方實力派和某些工商業者，不僅要看到其腐朽的一面，同時要看到其抗日的一面。比如，民族資本家剝削工人，過著資產階級的生活，但他們還是要抗日的，願做愛國的企業家和生意人，可以為抗日作點貢獻。他還指導康岱沙如何運用區別對待、利用矛盾等方法做這些人的統戰工作。周恩來特別叮囑康岱沙不要暴露共產黨員身份，甚至對她的父親、親友可能提出的問題，以及在新環境中可能遇到的問題，都作了設想。為了防止家人催逼康岱沙結婚，周恩來還教她，回家后先把中耳炎治好，再向父親提出要繼續讀書，爭取考上大學。

　　回到重慶第二天，康岱沙在紅岩村八路軍辦事處脫下了八路軍軍裝，換上了周恩來讓人事先為她准備的旗袍，鄧穎超等還幫她作了一番打扮，使她重新變成大家閨秀的模樣。隨后，周恩來和鄧穎超又一起陪她驅車前往市中區領事巷，康心之的公館就在那裡。

　　離家兩年的康岱沙，突然出現在康公館，令康心之喜出望外。他對周恩來千恩萬謝，說自己過去不了解共產黨，現在知道共產黨最講情義。他見女兒言語恭順、衣著光鮮，十分高興，連續幾天專設家宴，廣招親友慶賀。康心之是陝西人，國民黨監察院院長於右任，駐蘇大使邵力子，以及西北軍將領高桂滋、鄧寶珊和其他一些西北籍人士便常到康公館聚會，討論局勢，針砭時弊。康岱沙留心他們的政治態度，講述自己在延安的見聞，對他們施加積極影響。

　　周恩來也時而上門小坐，暢談時局，曉以大義，使康心之逐漸覺悟。康岱沙后來回憶：“周恩來同志非常重視做我家的工作，他常常派人送或寄來材料，宣傳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有時，親自利用和工商界座談的機會，同每個成員接觸、交談，耐心而深入地做思想工作。另外也派我回家做些工作，好從側面了解國民黨內有關情況和統治階級內部關系，其中有些第一手材料可能有助於判斷形勢，制定政策。”“恩來同志做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得出了一些具體的數字，利用開座談會的機會，列舉事實，有力地揭露國民黨政府對民族經濟的敲詐勒索，用材料和數字說明事實真相。這種有理有據的談話，使得我父親等人對恩來同志和我黨十分欽佩和信服。在家人聚會時，談起恩來同志常常是贊揚不已，心服口服。”當時，康公館逐漸成為中共中央南方局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的一個重要據點。1941年民盟組織成立后，康心之幾次把自己的公館借給民盟開會或舉行活動。為了感謝延安方面對女兒的培養，康家向陝甘寧邊區運送過7卡車物資，還兩次捐款數千元贊助抗大、陝北公學和女子大學，受到延安方面的好評。

　　后來，因康岱沙在成都光華大學讀書時曾被國民黨特務抓捕，並有再次被捕的危險，周恩來考慮再三，決定將她再次送到延安去，並向康心之說明了情況。康岱沙臨走前，周恩來特地安排讓康心之到紅岩村看女兒。當時，汽車不能直接開上紅岩村，周恩來便讓辦事處專門准備了一乘滑竿，將康心之抬上了山。那天，周恩來因在城裡參加國共談判，遂委托辦事處處長錢之光接待了康心之。康心之這次不再阻攔女兒去延安了，還托女兒帶了兩條“三五牌”香煙，請她轉交給毛澤東。

　　新中國成立后，康心之被安排為重慶市各屆人民代表會議代表，他積極擁護公私合營，將煤礦等資產、領事巷10號私宅無償捐給人民政府，搬到北京史家胡同57號居住。在周恩來的關心下，1956年，康心之當選全國政協委員。當時國家對資本家實行贖買政策，按月發定息，所以康心之拒收全國政協每月給他的200元補助。他在自己的文稿中寫道：“心之以領定息足以生活，對全國政協每月致送二百元婉辭拒收，為國家點滴節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