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為中日兩國建交操持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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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十分重視發展中日兩國友好關系，他在26年總理生涯中，為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整整操持了23年﹔中日兩國建交后，他為締結中日友好和平條約，又操心了3年，直至他與世長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周恩來宣布：“我們主張恢復與世界各國的正常關系，特別是與日本的正常關系，”他分析所具備的客觀條件指出：“中日兩國人民有著友好的新條件，即解放了的新中國和戰后要求和平的日本。隻有解放了的新中國才有資格和日本談友好，也隻有戰后的日本才有資格和中國談友好。”但是，由於“美國推行單獨對日‘媾和’，日本又搞了個‘日台條約’，這就給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日本簽訂和約造成了最大障礙。”因此，中日邦交正常化經歷了一個漫長而曲折的過程。

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大致可分為民間外交、半官方外交和官方外交三大步驟。從中國方面說，周恩來領導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全過程。

倡導民間外交

為中日邦交正常化鋪平道路

新中國誕生，日本人民強烈要求同新中國建立和發展和平友好關系。1949年10月1日，東京地區各界友好人士集會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預祝繁榮昌盛，要求日中友好，並成立日中友好協會籌備會，把日中友妤運動擴展到日本全國各界、各階層中去。但是，由於日、美兩國政府的阻撓，直到1952年年初，中日兩國人民仍然不能直接交往。

針對這種情勢，周恩來審時度勢，為打破中日交往的僵局，隻好採取“民間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針，廣泛開展民間外交，為中日邦交正常化鋪平道路。他認為：“在我們兩國政府能夠進行直接接觸之前，兩國人民團體之間多多往來，是有利於兩國政府關系的改善的。”因此，周恩來同日本社會黨訪華親善使節團談話時指出：“要打破恢復中日邦交的困難局面應該採取什麼步驟呢？兩三年來，我們幾次同日本朋友談過，我們的想法是，先從中日兩國人民進行國民外交，再從國民外交發展到半官方外交，這樣來突破美國對日本的控制。”

在周恩來的倡導下，1952年到1960年期間，中日民間外交廣泛開展起來，並且卓有成效。1952年3月15日，為開辟中日兩國人民交往的渠道，開展民間貿易，周恩來在接見中國出席莫斯科國際經濟會議代表團時，囑告他們要同出席會議的日本議員帆足計、宮腰喜助和參議員高良富（女）接觸，並邀請他們訪華。5月，帆足計、宮腰喜助和高良富不顧日本政府當局的阻撓，從莫斯科繞道訪華。他們在北京簽訂了第一個民間貿易協定，參加了亞太地區和平會議籌備會，並到中國各地參觀。這是新中國接待的第一批日本客人。從此，中日民間外交的大門打開了。

1953年9月，周恩來會見日本擁護和平委員會主席大山郁夫，就中日關系問題交換意見。這是周恩來在新中國第一次會見日本友好人士，影響很大。此后，應邀來訪的日本朋友大都受到周恩來的接見。

1954年10月，在周恩來精心安排下，李德全、廖承志率領中國紅十字會代表團訪日。這是新中國第一個出訪日本的代表團，受到日本各界人士歡迎。

1955年11月，毛澤東會見來訪的日本前首相片山哲，交談維護和平、反對戰爭的問題。1956年8月，毛澤東會見應邀來訪的日本舊軍人代表團，產生了很好的反響。這年10月，毛澤東、周恩來在北京參觀日本商品展覽會。

中日兩國民間外交是在曲折中前進的。1957年2月至1960年6月，由於日本岸信介內閣採取了一系列惡化中日關系的舉措，致使中日民間交往出現逆轉。但是，即使在低潮時期，1959年3月，淺沼稻次郎仍然率日本社會黨代表團第二次訪華，尋求恢復中日友好往來的途徑。周恩來會見淺沼一行時，高度評價社會黨為促進中日友好往來所作出的積極努力。

從總的發展趨勢來看，中日兩國民間外交有力地增進了兩國人民相互理解和感情融洽，涌現出一大批致力於中日友好事業的人士，對推動中日邦交正常化已經並將持續產生積極的深遠的影響。

對於民間交往的積極作用，周恩來給予高度評價，他同日本國營鐵道工會訪華代表團談話時曾經說：“人民外交大大推動了兩國關系的發展。”他還說：“在我們兩國政府能夠直接接觸之前，兩國人民團體之間多多來往，是很有利於兩國政府關系的改善的。所以，日本朋友來得越多，我們的飛機場、火車站、碼頭為你們開放得越多，那就能成為中日兩國的友好和建立外交關系鋪平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