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前后的周恩來 全力舉薦毛澤東領導紅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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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來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杰出的共產主義戰士，中國共產黨的卓越領導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主要締造者之一。周恩來擁護毛澤東的領導，協助毛澤東工作，共同為中國革命的成功和建設事業的勝利寫下了不朽的歷史篇章，兩位偉人的親密合作，開始於遵義會議前后，這正是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轉折點。

　　遵義會議的成功召開，周恩來功不可沒。

　　遵義會議的召開，曾經歷了一個長時間的醞釀過程。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湘江戰役后，紅軍由長征出發時的8.6萬多人銳減至3萬余人。李德已毫無威信，博古不懂軍事，更由於失敗而感到責任重大，意氣消沉。他們二人都無法繼續指揮。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周恩來挺身而出，獨立支撐危局。伍修權在他的《回憶與記念》中生動地說明這一點。他說：過了湘江，“兵力就損失了三分之二，有的部隊已經潰散解體，而敵人正前堵后追，重兵設圍。在此危急關頭，李德束手無策，隻能發脾氣罵人。博古也一籌莫展，隻會唉聲嘆氣。正是周恩來同志毅然挑起重擔，承擔了實際的指揮責任。”紅軍進入湘南后，正如周恩來所說的：“一路開會爭論。從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爭論尤其激烈。這時李德主張折入黔東。這也是非常錯誤的，是要陷入蔣介石的羅網。毛主席主張到川黔邊建立川黔根據地。我決定採取毛主席的意見，循二方面軍原路西進渡烏江北上。”（見周恩來：《在延安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節錄）》）在進軍途中，能聽取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等的正確意見，破例請毛澤東參加通道會議，主持黎平會議，把毛澤東等的正確意見通過政治局會議變成了黨中央的決定，起到了重大作用。他籌備遵義會議，並在遵義會議上支持毛澤東，全力推舉毛澤東領導紅軍，保証了遵義會議的成功召開，完成了偉大的歷史轉折。

　　通道會議，請毛澤東參加，給毛澤東提供了闡述自己意見的機會，改變了進軍方向，轉兵貴州

　　1934年12月初，紅軍突破國民黨軍設置的第四道封鎖線后，紅軍總參謀部立即對各部進行清點檢查，並向“三人團”報告：所有部隊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損失。周恩來沉重地將總參報告遞給了李德和博古。他們兩人看完了報告，沮喪無奈，沉默不語。周恩來又把報告遞給了朱德。朱老總悲憤地說：“不到兩個月，就損失了五六萬人哪！這支部隊是我們從井岡山帶出來的，一步一步發展壯大起來的，是多麼不容易哪！這樣，一下子就被國民黨搞掉了五六萬，這是對中國革命的犯罪啊！”在一旁休息的洛甫和毛澤東聽到朱德的話語，連忙過來看報告。洛甫對李德和博古說：“你們是誰的意見都聽不進去，就知道一意孤行，現在是不是應當討論總結一下了？”毛澤東說：“我看僅僅討論和總結還不夠，應該追究責任！”朱德、毛澤東和洛甫的話代表了中央紅軍廣大指戰員的心聲。

　　在這十分危急時刻，12月12日，中央部分領導人在湘黔交界的通道縣城舉行緊急會議。參加這次會議的人員有領導長征的“三人團”成員：博古、李德、周恩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革軍委主席、紅軍總司令朱德，中央政治局常委、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人民委員會主席張聞天，中央政治局侯補委員、中革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中央政治局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共7人。毛澤東參加這次通道緊急會議，是朱老總和周恩來把毛澤東請回來參加中央負責人參加的第一次會議。這是毛澤東從1932年10月寧都會議后，第一次改變了“加裡寧”的身分，參加軍事決策會議。康克清在其回憶錄中對此事是這樣回憶的：“出了老山界，來到湖南境內，不久走到通道縣的一個村子裡。……中革軍委在這裡臨時開會，研究下一步紅軍行動計劃。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會議。在群眾的強烈呼聲，老總和周恩來的推動下，會議破例請毛澤東參加。他在會上分析形勢作出判斷，提出改變紅軍原定北上湘西北同二、六軍團司令部會師的打算，避開敵人為紅軍設下的口袋陣，向西進入敵人兵力薄弱的貴州，爭取紅軍有個喘息和整頓的時機，爾后再定停止。”毛澤東對極其嚴重的敵情進行了分析，認為鑒於在去紅二、六軍團的道路上蔣介石已設置重兵，紅軍已失去到達湘西的先機，建議轉向敵人兵力薄弱的貴州進軍，建立川黔邊根據地。毛澤東的建議得到與會大多數同志的贊同。這對改變原定北上湘西北，向貴州進軍，發揮了重要影響。在通道，中央負責人召開緊急會議，中央紅軍按會議精神進軍貴州，打破了具有“處理一切”權力的“三人團”的權力結構。“三人團”開始分化。周恩來和朱老總一起，促使博古、李德幾年來第一次採納毛澤東的正確意見改變進軍方向，開始對中央的戰略發生了重大影響。

　　主持黎平會議，把毛澤東西進貴州在川黔邊建根據地的正確意見，變成中央政治局決定，為遵義會議的召開奠定了堅實基礎

　　通道會議一結束，中革軍委於當晚19時發出“萬萬火急”命令：全軍向貴州前進。遵此命令，先頭部隊紅二師於14日攻佔貴州邊防重鎮黎平縣城。但博古、李德仍固執己見，並通知紅二、六軍團說：中央紅軍“現已西入黔境，在繼續西進中尋求機動，以便轉入北上”。毛澤東鑒於敵人在湘西南地區布置重兵的情況，力主放棄北出湘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以擺脫敵人爭取主動。他將此意見與洛甫、王稼祥商量后，由洛甫向周恩來提出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的建議。周恩來聽取了他們的意見，並向博古轉達。起初，博古不同意。周恩來說：“洛甫同志是政治局常委，毛澤東是政治局委員，王稼祥是政治局候補委員，他們三人有權建議召開會議，而且他們的意見我也贊同。現在是扭轉危機的關鍵時刻，趁敵還沒上來，我們抽空召開個會議，統一認識、明確方向並作個決定。這樣，有利於紅軍今后步調一致的行動。”此時的博古已不完全信賴李德，對執掌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大權，也已有些心灰意懶，就順水推舟，未與李德商量，便同意了。（見王智濤：《紅軍洋顧問李德在長征之初》）

　　12月18日，由周恩來主持，在黎平召開政治局會議。這是一次討論紅軍今后戰略方針的會議。會上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博古又提出由黔東北上湘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李德因病沒有出席，但托人把他堅持同紅二、六軍團會合的意見帶到會上。毛澤東主張繼續向貴州西北進軍，在川黔邊敵軍力量薄弱的地區建立新根據地。王稼祥、張聞天支持毛澤東的主張。主持會議的周恩來採納毛澤東的意見，並通過根據毛澤東的發言寫成的《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明確指出：“鑒於目前所形成之情況，政治局認為過去在湘西創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的決定在目前已經是不可能的，並且是不適宜的。”“政治局認為新的根據地應該是川黔邊區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在不利的條件下應該轉移至遵義西北地區。”

　　會后，周恩來把黎平會議決定的譯文送給李德看。李德大發雷霆，向周恩來提出質問。周恩來的警衛員范金標回憶說：兩人用英語對話，“吵得很厲害。總理批評了李德。總理把桌子一拍，擱在桌子上的馬燈都跳起來，熄滅了，我們又把燈點上。”博古盡管自己的意見被會議所否定，還是服從了會議決定。當他知道周恩來和李德吵起來時，對周恩來說：“不要理他（指李德）。”中革軍委在當天決定緊縮機關，充實戰斗部隊，撤銷八軍團，並入五軍團。第二天，朱德、周恩來為執行這一決議作出行動部署。這一決議及其實行，使中央紅軍從長征開始后的被動局面中擺脫出來，避免陷入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