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前后的周恩來 全力舉薦毛澤東領導紅軍【2】

　　出席猴場會議，鞏固了黎平會議決定，排除了李德，為開好遵義會議進一步作了准備

　　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又在瓮安的猴場（今草塘）召開政治局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博古、周恩來、毛澤東、朱德、張聞天、陳雲、王稼祥、鄧發、李德等。周恩來主持了會議。會議重申紅軍應在川黔邊地區先以遵義地區為中心建立新的根據地的主張。多數與會者贊同這個意見，再次否定李德、博古提出的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錯誤主張，決定紅軍立刻搶渡烏江、攻佔遵義。會議通過的《中央政治局關於渡江后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指出：主力紅軍渡過烏江后：“主要的是和蔣介石主力部隊（如薛岳的第二兵團或其他部隊）作戰，首先消滅他的一部，來徹底粉碎五次‘圍剿’，建立川黔邊新蘇區根據地。首先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然后向川南發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務。”並規定：“關於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報告。”這在實際上取消了以往李德獨斷專行的軍事指指權，從組織上改變了李德取消軍委的集體領導、壓制軍委內部不同意見個人包辦的狀況，為開好遵義會議進一步作了准備。

　　籌備遵義會議，並在會上作自我批評，勇於承擔責任，全力舉薦毛澤東來領導紅軍

　　1935年1月7日，中央紅軍佔領貴州第二大城市——遵義。9日，周恩來隨軍委縱隊進駐遵義。紅軍總司令部駐遵義老城黔軍二師師長柏輝章私邸。周恩來進入遵義城后，立即布置總部參謀人員打掃貴州軍閥柏輝章住宅。當時在總部工作的呂黎平在其《青春的步履》一書中回憶說：“我們中午進屋后，周副主席上下巡視了一番，指出：‘作戰科住樓下，把樓上那間大房子打掃布置好，供開會用。’……下午周副主席又親自檢查一遍，表示滿意。”周恩來及軍委的其他同志還做了大量的准備工作。13日，周恩來又親自打電報通知劉少奇、李卓然：“十五日開政治局會議，你們應於明十四日趕來遵義城”參加會議。這份電報是目前發現判斷遵義會議召開時間的主要依據，同時也是周恩來支持遵義會議召開並積極組織和籌備的實証。

　　1月15日至17日，在遵義城紅軍總司令部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遵義會議”。它的目的之一，是檢查在第五次反“圍剿”與西征中軍事指揮的經驗與教訓。會議由博古主持，並作了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他對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作了一些檢討，但主要還是強調種種客觀原因。周恩來作副報告，他與博古的態度截然不同，明確提出第五次反“圍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的錯誤，從主觀上作了檢查，承認自己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並主動承擔了責任，作了自我批評，絲毫不推卸責任。同時，他批評了博古、李德的錯誤。他指出，隻有改變錯誤的領導，紅軍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楊尚昆在其回憶錄中談到此事說，“他出以公心，不計較個人得失的這種正確態度，對扭轉會議形勢也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如果沒有他站出來，會議要取得這樣大的成功是不容易的。”隨后，由張聞天代表他和毛澤東、王稼祥作聯合發言，尖銳地批評“左”傾軍事路線。接著，毛澤東作了長篇發言，指出：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大轉移嚴重損失的原因，主要是軍事上的單純防御路線，進攻時的冒險主義，防御時的保守主義，突圍時的逃跑主義。王稼祥、朱德、周恩來、李富春、聶榮臻等也先后發言，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周恩來在發言中全力推舉由毛澤東來領導紅軍的今后行動。他的倡議得到多數人的支持。楊尚昆后來說：“當毛澤東同志作長篇發言集中批判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和戰略戰術上的錯誤后，周恩來同志又不計個人得失，以他的地位和威望，支持毛澤東同志的正確主張，全力推舉具有革命膽略和卓越軍事才能的毛澤東同志參與領導中央紅軍今后的行動。這對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新的中央領導集體，具有決定性的意義。”陳雲在《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手稿中記錄著：“擴大會中，恩來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綱和意見。”

　　經過三天的議論，政治局擴大會議最后作出如下決定：“（一）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后，發到支部中去討論。（三）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周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托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會議結束后，中央常委開會分工，以毛澤東為周恩來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但恩來同志從中國革命的最高利益出發，出於對毛澤東同志的充分信賴，自覺地把自己置於助手的地位，讓毛澤東同志全權指揮紅軍的軍事行動。可以這樣講，恩來同志在遵義會議期間所作的努力，起到了別人不可替代的作用。事實正如毛澤東同志會后所說的那樣：‘如果周恩來不同意，遵義會議是開不起來的’。”（楊尚昆：《追憶領袖戰友同志》）

　　苟壩會議，成立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三人組成的軍事指揮小組，恢復了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

　　遵義會議后，中央軍委縱隊於1月19日離開遵義向赤水地域挺進。28日，紅軍在土城與川敵郭勛祺、廖澤旅一部遭遇，由於沒有摸清敵情，原來以為敵人隻有四個團，實際超出一倍﹔同時低估了川軍的戰斗力，分散了自己的兵力，致使這次戰斗失利，紅軍不得不放棄原定北渡長江與四方面軍會合，赤化四川的計劃，於29日拂曉前與敵脫離接觸，在土城、元厚等渡口西渡赤水河，向雲南扎西（今威信）前進（“一渡赤水”）。2月5日，紅軍到達滇、黔、川三省交界的雞鳴三省小村庄，這時“博古再繼續領導是困難的，再領導沒有人服了”。政治局在這裡開會，決定以洛甫代替博古負總的責任。博古改任“紅軍野戰政治部主任”。

　　由於川軍、滇軍、國民黨中央軍向扎西合圍，中央決定改變建立川滇邊新蘇區的計劃，出敵不意，回師黔北。於2月19日二渡赤水河，重佔桐梓，攻克婁山關，再佔遵義。紅軍與國民黨中央軍趕來增援的兩個師激戰於老鴉山紅花崗一線。此戰役殲滅敵軍兩個師又八個團，取得長征以來的第一次大勝利。3月4日，為繼續爭取紅軍更大的機動，粉碎國民黨軍第五次“圍剿”，中革軍委朱德、周恩來、王稼祥決定“於此次戰役特設前敵司令部，委托朱德為前敵司令員，毛澤東為前敵政治委員。”5日，朱德、毛澤東在前線鴨溪發布了作戰命令。這是從1932年寧都會議取消了毛澤東在紅軍中的一切職務后，第一次以明確的軍內職務簽署作戰命令。這表明，毛澤東任前敵司令部政委取得了對紅軍的公開的直接領導權、指揮權。

　　3月10日，周恩來在苟壩出席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林彪、聶榮臻提出的進攻打鼓新場的建議。周恩來回憶說：“從遵義一出發，遇到敵人一個師守在打鼓新場那個地方，大家開會都說要打，硬要去攻那個堡壘。隻毛主席一個人說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損失了更不應該，我們應該在運動戰中去消滅敵人嘛。但別人一致通過要打，毛主席那樣高的威信還是不聽，他也隻好服從。但毛主席回去一想，還是不放心，覺得這樣不對，半夜裡提馬燈又到我那裡來，叫我把命令暫時晚一點發，還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見，一早再開會議，把大家說服了。這樣主席才說，既然如此，不能像過去那樣指揮，還是成立幾個人的小組，由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小組指揮作戰。”毛澤東在1967年1月22日中央軍委碰頭會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也講到：后來搞了個三人團，團長是周恩來，團員一個是我，一個是王稼祥。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遵義會議以后，毛澤東雖然是作為周恩來的“幫助者”，但此后的軍事行動，周恩來尊重毛澤東的意見，不攻打打鼓新場，就是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再三建議而說服大家放棄的。此后的三渡赤水、四渡赤水、南渡烏江、西進雲南，巧過金沙江，跳出敵軍的包圍圈，毛澤東書寫了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筆。這也是與周恩來尊重毛澤東，全力支持毛澤東分不開的。有了周恩來、朱德、張聞天、王稼祥等中央大多數領導人的支持，遵義會議取得圓滿成功，中國革命從此走向勝利！

　　（作者單位：遵義會議紀念館 遵義 56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