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周恩來處理“九月來信”看對朱毛紅軍的特殊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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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靜安寺附近有一所不起眼的房子。這裡是中共六大以后的一段時間裡，中共中央組織部的秘密機關。這個機關的負責人是周恩來，他在中共六大以后擔任的職務是中央政治局五人常委之一，兼任中央秘書長和組織部部長，1929年8月中央軍事部部長楊殷犧牲以后，他又兼任了中央軍事部部長。每天清晨或者深夜，周恩來悄然來到這裡，閱讀來自各地的報告，召開會議，聽取匯報，解決問題。

　　在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眼裡，周恩來是“中國人中間最罕見的一種人，一個行動同知識和信仰完全一致的純粹知識分子。他是一個書生出身的造反者”。他頭腦冷靜，善於分析推理，講究實際經驗，有著一種“無可比擬的吃苦耐勞的能力﹔無私地忠於一種思想和從不承認失敗的不屈不撓精神”。

　　作為南昌起義的最高領導人和中國紅軍的締造者之一，以及1929年中共中央實際上的主要負責人，周恩來對於朱毛紅軍有著一份特殊的情感，對於這支中共領導的最為重要的武裝力量的命運，寄予了特別的牽挂。

　　周恩來心系朱毛紅軍

　　朱毛紅軍自從撤離井岡山向贛南轉移之后，周恩來不斷從報紙和來自各個渠道的消息，關注著部隊的成敗命運。特別是在朱毛紅軍自大余受挫到尋鄔縣圳下村潰敗的那些天，關於井岡山被國民黨軍擊破和朱毛紅軍潰不成軍節節敗退的報道充斥各類新聞版面。

　　各種消息顯示，朱毛紅軍處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之中。2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專門討論朱毛紅軍問題。中央軍事部部長楊殷就朱毛紅軍的情況向會議作出報告。會議對朱毛紅軍的行動方針展開討論，雖然有不同的意見，但多數與會者的意見是紅四軍應當分散行動，朱德、毛澤東應當離開紅軍，以減少敵人的目標。會議還決定由周恩來起草一封給紅四軍的指示信。

　　2月6日，中央政治局又召開常委會議，繼續討論朱毛紅軍問題，確定由中央軍事部立刻派專人出發尋找朱毛紅軍，傳達中央指示。

　　2月7日，周恩來完成以中央名義寫給朱毛紅軍的指示信，2月8日再交中央政治局會議修改通過。這封寫給毛澤東、朱德並轉湘贛邊特委的指示信，由於其久遠的影響，后來被稱為“二月來信”。

　　當中央軍事部特派員劉安恭帶著這封重要的指示信，歷經輾轉，花了將近兩個月時間從上海到達瑞金送到毛澤東、朱德的手上時，已是4月3日。而這個時候，“二月來信”中據以分析的很多重要背景已經發生根本變化，例如蔣桂軍閥混戰已經開張，統治階級內部發生嚴重分裂﹔再如朱毛紅軍已經渡過最為艱難的時期，開始了新的作戰計劃﹔又如朱毛紅軍已經在實踐中証明了他們的戰略戰術的正確，毛澤東、朱德唯有堅持在紅軍才能喚起全軍將士的戰斗意志與必勝信心。

　　4月5日，毛澤東在瑞金主持召開紅四軍前敵委員會會議，討論中央“二月來信”。會議盡管也有些贊同中央意見的表達，但結論是否定了中央的意見。當天，毛澤東以紅四軍前敵委員會的名義，給中央復信。這封信長達5000多字，前面大半部分為應答“二月來信”而陳述了不同的意見，后面部分向中央報告紅四軍狀況及計劃。

　　毛澤東以少有的強硬言詞闡述了自己的主張，並且列舉親身經歷的事實加以說明，在幾個主要原則問題上明確表達了同中央相左的意見，或者可以說是直率的批評。

　　中央“二月來信”要求朱毛紅軍分成若干小股散入農村的指示，無異於改變毛澤東在井岡山創造並且始終堅持的游擊戰術。這種戰術對於遠在上海大城市指揮紅軍作戰的中央領導，自然是不能理解與體會的。中央這項指令的用意固然是為著保護紅軍，卻並不切合紅軍的實際。為了使中央明了紅四軍的戰術，毛澤東概括了他所領導的部隊自秋收起義以來在斗爭中逐漸積累和成熟起來的游擊戰術。

　　毛澤東對於在實踐中創造的這種游擊戰術，認為“真是與古今中外的戰術都不同”。由於這些戰術的運用，“任何強大的敵力是奈何我們不得的”。

　　很可能連毛澤東自己在當時也不會預見到，這些顯然已經理論化了的游擊戰術，成為了后來指導全國紅軍部隊的作戰原則。特別是其中關於“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是以后逐步形成的紅軍全部作戰原則的基礎，被軍史專家們公認為是紅軍前期游擊戰術的基本原則。

　　這封由毛澤東在一天之內寫就的長信，承載著朱毛紅軍長期作戰和創建農村根據地的寶貴經驗，以及毛澤東經過深思熟慮的理論主張。

　　后來的歷史表明，中共中央至少是部分地接受了毛澤東的意見。1929年的中共中央，是由周恩來實際主持的，執行的是中共六大制定的正確路線，思想作風也很開明務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