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周恩來處理“九月來信”看對朱毛紅軍的特殊感情【2】

　　中央“二月來信”發出以后不久，周恩來在一些問題上的主張就有所改變。4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由向忠發起草的再次給朱德、毛澤東的信，周恩來發言表示：“朱、毛出來的問題，原則上是如此，但根據現在實際情形要寫得活一些，紅四軍的行動方向問題，說得呆板了一些，不好困守到一個地方。”這封信經周恩來修改之后於4月7日發出。

　　事實上，關於反對紅軍集中行動的意見是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布哈林的主張。布哈林在中共六大發表講話，認為紅軍集中行動將會妨害老百姓的利益，會把他們最后一隻老母雞吃掉而引起他們的不滿，所以要求紅軍分散行動，把朱德、毛澤東調離，以免招致更多的打擊。

　　周恩來后來回顧這段歷史時坦承，中共中央接受了布哈林的意見，“所以我們回國后就指示要調朱德、毛澤東同志離開紅軍。朱德、毛澤東同志不同意。后來蔣桂戰爭起來了，我們覺得紅軍有可能發展，就作罷了，但沒有認識到這種調動是錯誤的”。

　　經過兩個月的輾轉傳遞，4月5日毛澤東起草的給“二月來信”的復信，大約在6月上旬才送到上海周恩來的手裡。6月12日，周恩來向中央政治局會議報告了這封信的內容，並且發表了他的意見。

　　周恩來認為，紅四軍前委批評中央對形勢估計悲觀，“是不十分正確的，因為站在全國來分析不能如此”，同時表示中央“二月來信”要求紅軍分散等問題“是有些毛病”。關於農村武裝割據，周恩來認為目前對農民運動問題客觀上是忽略的，中國游擊區域割據形勢是存在的，問題是要有城市的領導，如果城市工作加強，農村割據就能獲得發展與鞏固。

　　歷史檔案顯示，周恩來實際主持下的中共中央，由於所處的位置是在指導全國工作的最高層，每天接觸到的是城市工人運動，同身處偏遠山區農村發動農民建立蘇維埃的朱毛紅軍，在觀察與判斷問題上自然不可能完全一致，過分強調城市斗爭而對農村蘇維埃的發展認識不足﹔對於形勢的判斷固然存在某些悲觀情緒，但從全國而言，有些判斷並非完全錯誤。例如，認為軍閥戰爭的發生表示著統治階級將要很迅速崩潰、就是革命高潮的判斷並不正確。這樣的觀點，不失為冷靜與出於全局的思考。

　　但不可否定的是，周恩來從毛澤東的復信中，得到了關於朱毛紅軍更為全面的信息和豐富的材料，對他們的情況有了更深的了解，也就不再堅持“二月來信”中那些錯誤的意見，而且更加明確地強調了農村斗爭與紅軍發展的重要性，不斷派出干部人才到紅四軍工作，向全國各地介紹朱毛紅軍的成就和經驗，為朱毛紅軍的發展給予了有力的支持。

　　在1929年的整個年頭裡，設立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對於朱毛紅軍這支全國最強大的革命武裝，一直給予密切的關注，不斷通過福建、江西、廣東省委向他們發出指示，派出一批又一批的干部人才，但是由於赤白區域間的嚴重封鎖和交通險阻，更由於紅軍一直在流動游擊，聯絡十分困難。因此，中央急於得到紅軍的真實情況，特別希望高級指揮員到中央匯報，以便直接聽取紅軍的活動情況。

　　6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紅四軍前敵委員會4月5日從瑞金發來的長信。

　　周恩來對紅四軍前委這封信的一些主張表示認同，並且再次提議朱毛紅軍須派人到中央報告情況。

　　7月29日，朱德、陳毅專程趕赴蛟洋，會同毛澤東一起召開前委會議，討論打破敵人“三省會剿”的策略，同時研究派員赴中央的問題。

　　會議結束第二天，前敵委員會的主要領導人員立刻分別行動。陳毅告別了毛澤東、朱德，在閩西特委派出的交通員陪同下，取道漳州，前往廈門福建省委機關，擇機轉赴上海。

　　就在陳毅抵達上海的那些天，上海籠罩著嚴重的白色恐怖。8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農委書記兼江蘇省委軍委書記彭湃，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軍事部部長楊殷，中央軍委委員兼江蘇省委軍委委員顏昌頤和江蘇省委軍委干部邢士貞、上海總工會工人糾察隊副總指揮張際春等5人，因叛徒白鑫告密而被捕。中共中央為此連續召開緊急會議，研究如何營救這幾位黨的重要干部和懲辦叛徒的措施。

　　8月27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召開會議。會議的氣氛顯得特別緊張而嚴肅。主要的議題有兩個。一個議程是由周恩來報告彭湃等5人被捕事件，同時決定由周恩來接替楊殷，兼任中央軍事部部長，由李立三接替彭湃兼任中央農委書記。

　　會議的另外一個議程是由李立三報告陳毅同他談話的主要內容。

　　鑒於紅四軍的問題關系重大，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8月29日再舉行一個臨時會議，專門聽取陳毅的報告，再作研究。

　　會議為什麼定在8月29日，因為8月28日周恩來必須參加一次極為重大的戰斗。他親自到上海郊區指揮中央特科人員，武裝劫持押送彭湃等人的刑車，計劃將他們一舉營救出獄。可惜由於准備不夠周全，這次驚心動魄的大營救沒有成功。三天之后，彭湃、楊殷、顏昌頤、邢士貞四人在上海龍華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英勇就義。不過，叛徒白鑫也沒有逃脫黨的制裁。同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特科派出的行動隊員將其處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