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緊急措施”：周恩來與中國計算機事業的奠基

1956年關於知識分子問題會議提出了“向科學進軍”的口號。周恩來隨后主持制定了“十二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以下簡稱“科學規劃”）。他有遠見地提出和確定了四項“緊急措施”，即大力發展計算機、無線電電子學、半導體、自動化，並將新技術應用於工業和國防。周恩來為中國計算機事業的起步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一、關注和解決知識分子問題，保障科學規劃的制定

制定“十二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是20世紀50年代黨和政府的一個重要舉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世界科學技術迅猛發展。而在我國，我們曾多年暢想的電氣化、機械化，“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的目標還遠未達到，也不能適應新中國的社會發展和國際競爭的要求。例如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志願軍的裝備與美軍的差距十分明顯，這表明我國的經濟實力和科學技術發展水平遠遠落后於世界領先水平。

為了促進我國的科技進步，保証科學研究的順利進行，1954年，國家計委、中國科學院開始制定國民經濟的長期計劃。中國科學院向國家計委報送了對“長期計劃意見”的報告，附有各工業門類的專題報告。1955年1月，中國科學院院長顧問、蘇聯專家柯夫達建議中方編制科學發展遠景規劃。2月12日、4月7日，中國科學院黨組和院長郭沫若先后向周恩來和陳毅報告柯夫達的建議，提出組建全國科學研究工作規劃委員會，著手編制計劃草案。4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中國科學院黨組的報告，劉少奇在總結中認為柯夫達的建議很重要，值得重視，責成計委、科學院落實，初稿起草工作隨即啟動。（參見張柏春：《蘇聯技術向中國的轉移》，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69頁。）

現代科學技術的進步，需要充分發揮知識分子的重要作用。周恩來將科技進步和知識分子問題當成一個整體來考慮，他認為：“目前黨的迫切任務就是加強對於他們的領導，對於他們所從事的工作作出全面規劃，使他們能在工作中充分地發揮力量和不斷地提高業務能力。”（《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525頁。）科學發展的攻關方向、項目審定、隊伍編制和人力物力調配等，當時都是由中央直接決策的﹔而隊伍建設、任務實施與人員管理卻由具體部門落實，需要眾多知識分子參與。若無明確的政策、得力干部、統一組織與要求，科學規劃的制定和實施容易上下脫節，遭遇困難。

為了改進和加強黨對知識分子工作的領導，密切黨同非黨知識分子的關系，中共中央指示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及有關部門，先期對知識分子問題進行調查研究，並將有關情況及時報告中共中央。民盟中央費孝通等人將通過調查了解到的知識分子問題，向中央統戰部作了反映。這個報告引起了周恩來的高度重視，他發現黨內確實存在著不尊重知識、不尊重人才的傾向，即“估計不足，信任不夠，安排不妥，使用不當，待遇不公，幫助不夠”，這些問題已經成為制定科學規劃的嚴重障礙。

1955年11月23日，在毛澤東處開會討論知識分子改造問題時，周恩來作了有關知識分子問題的匯報。毛澤東認為，應該先在黨內很好討論，然后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會議決定，在1956年1月召開一次大型會議，全面解決知識分子問題，並成立由周恩來負責的中央研究知識分子問題十人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進行會議的籌備工作。此后，周恩來先后召集中國科學院和各高校座談會、全國政協第二屆全國委員會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國務院常務會議、知識分子問題十人領導小組會議，召集國務院各辦公室、各部委和各群眾團體負責人開會，了解知識分子現狀，布置調查研究任務，組織領導同志交換意見。

1956年1月14日到20日，中共中央召開關於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共1279人出席，周恩來作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報告中指出，我國正“面臨著一個新的科學技術和工業革命的前夕”，要根據時代發展潮流，適時提出“向科學進軍”的計劃，指出了當前在知識分子中出現的典型問題，並研討了相關的政策。周恩來在報告中將知識分子問題與發展科學技術問題作為全黨上下必須密切關注的重大工作提了出來，要求摒棄對知識分子的“左”的宗派傾向，提出最充分動員和發揮知識分子力量的措施。當時的報道說，正是因為這次會議，許多人把1956年稱為知識分子的春天。“向科學進軍”成為全國的行動口號，中央領導帶頭進行了一次科學普及，成千上萬的干部職工讀夜校、搞革新，人們由此看到未來的希望。這次會議的成功召開，既是知識分子的春天，也是新中國科學發展的春天。它為正在進行的科學規劃制定提供了重要條件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