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衡
2020年10月15日11:28 來源:人民網-文史頻道
毛、周早已作古,離我們也已漸行漸遠。但人們總還在問一個問題:面對毛的錯誤指責,周恩來為什麼不翻臉?年輕人問得最多,而如季羨林先生這樣閱世甚深的百歲老人,也愛問這個問題。可見,這是國人心中解不開的一個結。
本文摘自《梁衡紅色經典散文選》,梁衡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
在中國現代政治史上毛澤東和周恩來兩個偉人,是一種很特殊的合作關系。兩人才華出眾又風格各異,長期合作,又和而不同。毛大氣磅礡,開天辟地﹔周縝密嚴謹,滴水不漏。毛於黨於國,功比天高,但難免霸氣逼人,后又鑄成大錯﹔周為國為民,竭盡綿薄,總是隱忍負重。於是在長期的斗爭與合作中,就有一種怪現象,黨外朋友與毛拍案相爭者有之,如馬寅初、梁漱溟﹔黨內高干與毛據理相抗者有之,如彭德懷、張聞天。而自遵義會議之后,周作為毛長期的實際上的第一助手,無論毛如何行事,都唯命是從,逆來順受。
毛、周早已作古,離我們也已漸行漸遠。但人們總還在問一個問題:面對毛的錯誤指責,周恩來為什麼不翻臉?年輕人問得最多,而如季羨林先生這樣閱世甚深的百歲老人,也愛問這個問題。我們多次見面,總不離這個話題。可見,這是國人心中解不開的一個結。我自1998年總理誕辰一百周年紀念時發表《大無大有周恩來》以來,總有人在向我提這個問題。細想起來,這裡有作風、性格、策略、政治智慧諸多因素,而且這也不只是毛周之間特有的現象,古今中外的政治史上大有其例,也都離不開這種組合。
一、翻臉要有條件和資格
一般老百姓所說的“翻臉”之事,大都是指新中國成立之后現已被歷史証實了的毛錯周對的事情,如經濟方針之爭,“文化大革命”之爭。但其時,周雖手握真理卻無實權,已失去與毛翻臉力爭的條件和資格。
翻臉是什麼?就是其一,痛感對方之錯,決不苟同,毫不忍讓﹔其二,如不能認同和解就一刀兩斷,分道揚鑣,各奔東西。當兩個人的力量、地位平等時,這好辦,當斷就斷,再不見面,頂多只是感情損失﹔但是當兩個人的力量懸殊很大時又另當別論。如一個小孩子對父親,要翻臉就不大容易。雖事有所悖,理所不容,甚至到了恩斷情絕的程度,但一個孩子既不能改變家長的錯誤,又不能離家獨立生存,翻了以后又將如何?隻有隱忍。
毛澤東是開國領袖,是共和國的國父。新中國成立后他在全黨全國的地位如一家之長。這個地位和勢態是歷史形成的。政治者,勢也。如軍事大勢,經濟大勢,又如山洪、海潮等自然之勢。事物凡一成勢,任何個人之力都難挽回。而且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時很難看清、說清,更不用說堅持和反對了。我在《領袖如父》一文中曾談到這種復雜的關系,茲錄一段如下:
關於領袖、政黨,列寧曾有一段著名論述:“誰都知道,群眾是劃分為階級的……階級通常是由政黨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這都是起碼的常識。”一個黨、一個國家不可能沒有領袖,領袖締造、領導這個國家,就像父親在家庭裡的地位,父親是因血緣而形成統領地位,領袖是因思想之緣而形成領導地位。在長期的斗爭中,領袖總結人民和社會的思想成果,形成一種思想,又將這種思想再灌輸到人民中和事業中,再總結,再灌輸,上下循環,如河川經地,似血脈布身,就與人民、國家、民族建立起一種千絲萬縷、血脈相連的關系。一個國家、民族、政黨必須統一在一種指導思想之下,這種思想常常就以領袖的名字來做標識。領袖屬於這個群體,群體推舉、選擇和塑造一個領袖,然后再將群體在實踐中所提煉出的思想交付給他,以之為燈塔、旗手,而旗手隻能是一個。所以鄧小平說,毛澤東思想不是毛澤東同志個人的思想,是全黨在斗爭實踐中的思想總結。也就是列寧說的,通常是由作為領袖的人來實現的。領袖與黨、人民、國家、民族有了如此深的思想之緣,就如父親與家庭的血緣一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能一下子分清你我。
當新中國成立之時,毛澤東走過萬水千山,經歷千難萬險,已被全黨接受為列寧據稱的“領袖”。他所以能力排眾雄,越過陳獨秀、瞿秋白、王明、周恩來、張聞天,一路大踏步走來,獨領風騷,隻因一條:就是實踐檢驗,在無數次的流血、失敗中,隻有他的意見屢屢正確,一試就靈。從具體的戰斗、戰役到與國民黨斗法、與美國人斗法、與斯大林斗法,都無不鎩其羽,而揚我威。我曾問過一位追隨毛從延安到西柏坡又到北京的老人,我說:“周恩來不是長期專管軍事嗎?轉戰陝北彭德懷不是打了幾個大勝仗嗎?”他直搖頭道:“他們和毛還是不能比,不能比,相差太遠。關鍵勝局都是毛親自下手指揮。”逢毛必勝,有毛就靈,毛已成神,這是從1921年到1949年28年間血火煉成的信條,已成新中國成立初期周恩來這一班副手們和全黨全民的習慣思維。周從來沒有想去挑戰毛,歷史上,周曾是毛的上級,在遵義會議前一直領導毛。而歷史証明其時的中央,包括周都錯了,而毛對了﹔遵義會議之后毛更是得心應手,戰無不勝,直至最后摧枯拉朽,如風吹落葉般在中國大地上抹去蔣家王朝。這中間,雖還有一個張聞天是名義上的總負責人,但毛都是實際上的決策人。周作為副手,眼見毛指揮若定,出神入化,威信日增,山呼萬歲,更是心服口服。
新中國成立之后,時勢變化,毛不熟悉經濟,出現了錯誤,卻不能自省自察,仍在挾歷史之威,大刀闊斧地蠻干。周分管經濟工作,已見禍苗,心急如焚,雖屢提不同意見,但已無力回天。一是毛威望在身,大權在手,絕不會聽他的。二是這時全黨、全國上下已視毛為神,任何一種反對意見,不用毛親自來說什麼,輿論就可將其壓滅。三是由於個人崇拜的推行,毛已開始喜聽頌揚逢迎之詞,於是我們最鄙視的、最不願看到的歷史上重復多次的“君側不明”的現象出現了,康生、陳伯達、柯慶施,后來的林彪、江青集團,不斷讒言蔽上,煽風點火。在毛周圍已漸漸形成一個風氣不正的小環境。這時,周就更沒有去翻臉力爭的外部條件和氛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