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毛澤東錯誤指責 周恩來為何不翻臉？【3】

　　毛、周早已作古，離我們也已漸行漸遠。但人們總還在問一個問題：面對毛的錯誤指責，周恩來為什麼不翻臉？年輕人問得最多，而如季羨林先生這樣閱世甚深的百歲老人，也愛問這個問題。可見，這是國人心中解不開的一個結。

　　第二，周可以將自己的不同政見公布於社會，並說服一部分高級干部和群眾追隨自己，用票決的辦法逼毛表態。以周的威信和能力也是能拉起一股力量，形成一派甚至一黨的。但這樣的結果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分裂，接著是國家政權的分裂。兩派、兩黨甚至是兩個政權長期的對峙斗爭。因為，全國全民要從亂而后再治，重新統一到一種思想、一個方針，產生一個領袖，以中國這樣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國度，沒有半個世紀到一百年的爭斗，甚至流血是不可能的。中國歷史上多次大的分裂就是明証。漢之后經三國兩晉五胡十六國南北朝的分裂到隋的重新統一經過了361年，唐之后經五代十國之亂到宋的統一，經過了半個多世紀年。元明清是基本上做到了大一統的。進入民國從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用了近40年。歷史的教訓，每一次大分裂都要經過一個相當長的整合周期，才能出現新的平衡統一，這中間人民將遭受無窮的災難。生命的摧殘，經濟的倒退，生產力的破壞，山河的破碎，歷史上屢見不鮮。如果再有外敵乘機入侵，插手內斗，尋找代理人，就更加復雜。所以，我們可以設想，當時周如果真的大翻臉，一個剛建國十年左右的共和國又將蹈入四分五裂，民眾處於水深火熱之中。這不只是一種設想，事實上，有人曾問過總理，你為什麼不站出來公開反對？周說那將會使黨分裂，后果更壞。據說劉少奇也說過同樣意思的話：在那種情況下隻有積極建議，爭取把錯誤降到最小，如果意見不能被採納，就隻能跟著走，一起犯錯誤，將來再一起改正。這比分裂的損失要小得多。

　　相信，當時的周、劉等一批革命家是認真考慮過翻臉的成本的。不翻臉，是兩害相權取其輕，是不得已而為之。

　　三、隱忍克己，為國為民

　　有話不能說，或說出來無人聽，隻能忍，忍在肚子裡。這在普通人已是一種煎熬，而一國總理，大任在肩，大責在心，忍則犧牲民利，眼看國事受損﹔爭則得罪領袖，造成黨的分裂。這種煎熬就比下油鍋還難了。於是隻有爭中有忍、忍中有爭﹔言語謙恭、行事務實。我們這一代人還清楚地記得“文化大革命”中周的形象，一身藏青色朴素庄重的中山服，胸前總是別著一枚毛澤東手跡“為人民服務”紀念章。他四處滅火，大講要聽毛主席的話，抓革命，促生產。這種復雜兩難的心理可想而知。他隻掌握一個原則：犧牲自己，保全國家。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有一句發自肺腑的名言最能體現他當時的心態：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

　　於是我們看到兩種情景。

　　一方面，周在毛的權威面前，俯首貼耳，不置一辭，為毛留足面子﹔另一方面，又留得青山在，好為國為民多燃點光和熱。在處理經濟問題時，周利用總理身份盡量求實。連毛在1960年也不得不承認：“1956年周恩來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大部分指標，如鋼等，替我們留了三年余地，多麼好啊！”

　　“文革深入”，毛要打倒劉少奇和一批老干部的想法已很明顯。“四人幫”就又拿出當年劉少奇為保護黨的高級干部，批准薄一波等61人公開登報后出獄一事來大做文章。周立即給毛寫信說，表示反對，說這在當時是黨的高層通過的。毛不理，並隨之將劉也打成叛徒。后來又重翻“伍豪”舊案，借國民黨報紙的謠言影射周當年在白區也曾自首。這兩件事都是歷史上早已搞清、定案的事。周極憤怒，但他還是忍了。

　　林彪的資歷遠在周之下，周深知他在歷史上的表現並不堪任黨的第一領袖，但毛把他選為接班人，把周排在林后，為林服務，這個周也忍了。

　　在高層中，劉、鄧是“文化大革命”的阻礙，已陸續被清除，下一個目標已是周，於是毛借“批林批孔”又加上一個“批周公”，其意直指總理。“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毛甚至說，不行他就重拉隊伍再上井岡山，這與上次說“促進、促退委員會”一樣，還是以分裂相威脅。這，周也忍了。江青更是親自出馬或發動親信攻擊和刁難總理，甚至要總理給她改詩，專趁總理輸液時要去談工作，想盡辦法折磨總理的身體。這些周都忍了。

　　在一般人，絕對受不得這種夾板氣，早就甩手而去。但總理不能，他強忍惡氣，強撐病體，另有大謀。隻要不翻臉，不撕破面子，他這個總理就有合法的地位和權力，就能為國辦一點事，就能挽狂瀾、扶危局。正是：

　　且忍一腔無名火，咽下一口宰相氣。

　　留得青山傳薪火，強支病體撐危局。

　　能不能“忍”，是對政治家素質的更高一級要求。同時在人格上也是對為公為私，大度小量，遠志近利的一種考驗。

　　中國歷史上為國隱忍的著名的例子是藺相如與廉頗的故事。廉是功勛卓著的老將，藺是因才能而擢升為相的新秀。廉不服，常有意辱之，藺每每相讓。二人同住一巷。每天要上朝時，藺就先讓仆人打看廉是否出門，讓其先行，如相遇於巷，藺必自動回車讓路。現邯鄲還留有此地，就名“回車巷”。下人常為藺相如羞愧，藺說，我這樣是為國家，隻要我與廉團結，不鬧分裂，國家強盛，秦就不敢小看趙，廉聞后大愧，遂有負荊請罪的故事。記錄這個故事的是司馬遷。他不但記其事，自己也遇上了一件麻煩事。他因言得罪，受了宮刑，遭奇恥大辱。他痛苦地思考著，到底是死還是活。他在那篇著名的《報任安書》裡講道：“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這要看你為什麼（所趨）而死。他為了完成《史記》，選擇了“忍”，忍辱生存，忍辱負重。他列舉了歷史上許多王侯將相級的大人物強忍受辱的例子，還有孔子、屈原那樣的學者忍辱著書。他說：“勇怯，勢也﹔強弱，形也。”你的強弱、勇怯是客觀形勢所定，你不能為一時義憤或為一己之名而輕舉妄動，而要想到身上的責任。周恩來的名位不知超過這些將相王侯幾多倍，其所負之責更是重於泰山。所以他就更得“忍”。忍看朋輩半凋零，城頭變幻造反旗。他勇敢堅韌地在夾縫中工作，在重負下前行。

　　現在回頭看，在總理忍氣吞聲、克己為國的心態下確實為黨為民族干了許多大事。舉其要者，1958年“大躍進”后，他主持三年調整，醫治狂熱后遺症，拯救了國民經濟。“文化大革命”中，他親自指揮，處理林彪叛逃事件﹔他抓革命促生產，維持了國民經濟最起碼的運轉，並且還有一些較大突破，如大慶油田的開發等﹔他抓科技的進步，原子彈、氫彈、衛星實驗成功﹔他抓外交的突破，“文化大革命”中中日、中美建交﹔等等。還有一項更大的成功是在召開四屆全國人大時，他促成了鄧小平的復出和一大批老干部的重新起用，為以后打倒“四人幫”，實行改革開放，奠定了基礎。這些都是總理在忍著一口氣，沒有鬧翻臉的情況下，一點一點艱難地爭取來的。

　　我們設想，如果1958年總理翻臉，甩手而去，也許三年困難時期那一道坎國家就邁不過去。而在“文化大革命”之亂中，如果總理翻臉而去，就正合林彪、江青之意，他們會更加大行其亂。等到人民已經覺悟，再重新組織力量，產生領袖，扭轉乾坤，大約又要經過民國那樣的大亂，沒有三五十年，不會重歸太平。那時中國與世界的差距早不知又落下多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