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胡適：大歷史脈絡中的人物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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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周恩來與胡適都屬於中國20世紀叱咤風雲的人物，但走的道路不同：一個是革命領袖，一個是“改良主義者”。縱觀二人的關系，五四時期是一個交合點，共同推動了一個新時代的到來。然而不久二人卻逐漸疏離，走上了不同的社會改造道路。大約到1937年前后，在亡國滅種的危機面前，二人的關系又出現了一個交合點，一個是政黨的代表和領袖人物，一個是知識界的代表和知名人物，一起研究救國方略，體現了在政治和抗日方面的某種共識。新中國成立后，在周恩來看來，胡適屬於“典型資產階級思想”和“唯心主義”的代表，在無產階級政權中是需要批判的，但仍希望其“為社會主義服務”，並設想給其一定的言論空間。而對於胡適來說，他根本不認同中共新政權，對周恩來的好意自然無從回應。二人的名字和關系，可昭示“大歷史”發展的脈絡。

[關鍵詞]周恩來﹔胡適﹔中國共產黨﹔歷史軌跡

[中圖分類號]D2-0﹔B26[文獻標識碼]A

人物研究走到一定程度，常常會出現選題的困難，尤其是像周恩來這樣的歷史人物。但是，如果把人物作為一種研究視角或研究路徑，就可以由微觀通向宏觀，使人物與時代相連，與社會相依，不但可以呈現時間之流程，而且可以展現空間之構成，並可使歷史的靜態與動態融為一體。這一研究取向下的人物，就像一隻多彩筆，用它可以繪制立體的動態圖景﹔又好比一扇窗，憑它可以開啟風光無限的新視野。這樣以人物為路徑重建的歷史會更直觀，也更貼近歷史的本來面目。按此，一些看起來不相干的人物，可能隱藏著某種歷史的聯系。比如周恩來與胡適，二人都屬於中國20世紀叱咤風雲的人物，但走的道路不同：一個是革命領袖，一個是“改良主義者”。盡管反映他們直接關系的材料很少，但是通過一些零星的碎片，卻可以昭示“大歷史”發展的脈絡和軌跡。

一、敬愛與失望

五四前期，胡適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人物，周恩來則是受新文化運動影響的青年學生。1918年2月，周恩來在日本留學時，仍津津有味地閱讀已在國內看過的《新青年》雜志，對其中倡導的排孔、獨身、文學革命等表示“極端的贊成”。1919年7月，周恩來主編的《天津學生聯合會報》更是以介紹“新思潮”為主要旨趣。稍后，他還主持成立了從事科學和新思潮研究的覺悟社，並邀請李大釗、周作人、錢玄同、劉半農等新文化運動的頭面人物前去講演。（參見《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26—34頁。）這期間，雖然沒有材料顯示周恩來與胡適的直接聯系，但是，對周恩來來說，胡適當是他所熟知的新潮人物。1936年，毛澤東對斯諾說，五四

時期，陳獨秀和胡適代替了康有為和梁啟超成了他心中的楷模。（參見﹝美﹞埃德加?斯諾著、胡為雄譯：《漫長的革命——紫禁城上話中國》，新疆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96頁。）這差不多是那個時代青年思想變化的一種普遍軌跡，周恩來顯然也在此列。1922年12月，他在專門評胡適的一篇文章中開篇即說：“胡適先生本是我們所敬愛的一個人，他的思想和言論很有些令我們佩服的地方。”（周恩來：《評胡適的“努力”》，《少年》第6號，1922年12月15日。）不過，一個“本”字表明，大概在他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前，這種“敬愛”和“佩服”已成為歷史，而此時卻是要批判胡適。

相當一段時期內，思想史著作中一般都把“問題與主義”之爭看作是新思潮陣營分裂的標志，由此斷定馬克思主義者與自由主義者的分道揚鑣。現在的研究表明，這未免有些受后來歷史結局的影響。如果循著歷史發展的本來順序去考察，則會發現馬克思主義者與自由主義者，並不是一下子就截然分明的，而是在“問題與主義”之爭后比較長的一段時間內，呈現出一種若即若離、似分又合的膠著狀態﹔兩者好像是為著同一個目標而採取不同方法努力的朋友關系，“我們”中往往有“你們”，而“你們”中也常常有“我們”﹔大約到1925年以后才分出兩個陣營、兩條道路。（參見張太原：《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獨立評論〉對中國共產黨的態度》，《歷史研究》2002年第4期。為敘述的完整性，本文採用了該文的一些論述。）這期間，胡適更傾向於“求同”，特別是“陳炯明事變前后”的“論政”，“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國共產黨人的影響”，與蘇俄和中共走得也相當近。“胡適踏足政壇，雖以《努力》為根據，真正涉及時政大事，似乎更加喜歡與李大釗交換意見。”（桑兵：《陳炯明事變前后的胡適與孫中山》，《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

各種材料表明，“問題與主義”之爭，並沒有影響胡適與李大釗的關系。1922年，胡適起草了一個政治宣言即《我們的政治主張》，其中說：“我們以為國內的優秀分子，無論他們理想中的政治組織是什麼，現在都應該平心降格的公認‘好政府’一個目標，作為現在改革中國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胡適等：《我們的政治主張》，《努力周報》第2期，1922年5月14日。）該文公開發表時，胡適征集了16人簽名，其中就包括李大釗。雖然對於李大釗來說可能有礙於情面或實施策略的因素，但是雙方在大目標上的某種一致也確實存在，至少說明當時個別的馬克思主義者並未完全放棄“和平的努力”。或者可以說，一些馬克思主義者與自由主義者的界線這時雖然有所顯露，但是緣於先前的友誼、交往和同道，在一些重大舉措上彼此仍然“相互捧場”。比如，中共二大宣言發表后，胡適即撰文予以“正面的響應”，稱“中國共產黨近來發出一個宣言，大意是說他們現在願意和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革命運動聯合起來，做一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這件事不可不算是一件可喜的事”。胡適還明確地稱中國共產黨為“我們的朋友”，並且在大目標上引為同道。（參見胡適：《國際的中國》，《努力周報》第22期，1922年10月1日。）

1923年和1924年，陳獨秀曾多次致信胡適，請他幫助蔡和森出書和索取稿費及幫助張申府推薦工作，同時還替《中國青年》向他約稿（參見水如編《陳獨秀書信集》，新華出版社1987年版，第380—388頁。），並允諾為胡適籌辦的《努力月刊》“義務撰稿”（耿雲志：《胡適研究論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3頁。）。1923年7月，瞿秋白在致胡適的信中，表示希望所任教的上海大學“能成為南方的新文化運動中心”，請胡適常常指教。（參見《瞿秋白信一通》，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41冊，黃山書社1994年版，第159—162頁。）同年，陳獨秀在《前鋒》上撰文，說胡適是“真正了解近代資產階級思想文化的人”，認為唯物史觀派和實驗主義派“在掃蕩封建宗法思想的革命戰線上，實有聯合之必要”。（陳獨秀：《思想革命上的聯合戰線》，《寸鐵（六）》，《前鋒》第1期，1923年7月1日。）但是，馬克思主義者內部對逐漸被看作“改良主義者”的胡適等人的態度並不一致。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總支部辦的《少年》雜志中，就指斥胡適等“知識階級的人”，“歷來是資本階級的附庸”，而“我們”即“共產黨是勞動階級的代表，是勞動階級的先驅”。（張申府：《胡適等之政治主張與我們》，《少年》第2號，1922年9月1日。）“資本階級的附庸”和“勞動階級的先驅”顯然是對立的兩個陣營。蔡和森則指責胡適等“一班與群眾隔離的政治家或政論家”，“簡直不知道或者不承認有群眾的勢力，所以他們不謀勾結或利用舊勢力便想求助於外國帝國主義者，不是發表些蔑視群眾，謾罵工人兵士的怪議論，便是想出些上不靠軍閥下不靠民眾的智識者的紙老虎或烏托邦”。（蔡和森：《武力統一與聯省自治——軍閥專政與軍閥割據》，《向導》周報第2期，1922年9月20日。）

作為“少年”人的周恩來正是在這時發表了一篇頗有戰斗性的專門評胡適的文章。首先，他對胡適“最近在《努力》周刊中所發表的一切政論”表示“非常失望”，“所失望的，乃是胡先生對於政治太缺乏了革命的精神”。其次，根據胡適的觀點分別進行了批駁。針對胡適說的革命與改良可以“分工並進，殊途同歸”，“各行其是，各司其事”，他說：“我們便不恐懼他這話同樣會被各大軍閥，新賣國賊的外交系，基督教徒和要錢的議員們拿去利用，他自己這種圓滑的精神已實足阻礙革命精神的發展了。”針對胡適提出通過“公開的南北和會”或“各省會議”實現統一的主張，他反問：“姑無論在現在的群盜割據、爭為雄長的情勢下難以做成，且決難有真正民意的代表，便是會開成了，便是大家真肯‘把袖子裡把戲都攤出來’了，試問如何能有滿足各方欲望的結果？”在他看來，軍閥無論如何是不會滿人意的，非用革命的手段“打倒”不可。而“真正革命非要有極堅強極有組織的革命軍不可。沒有革命軍，軍閥是打不倒的”。對胡適提出的“由政府公開的調解直奉的私斗，消除那逼人的戰禍”，周恩來更是覺得荒唐：“軍閥賣國還要調解，我們真不知是顧忌軍閥啊，還是怕投鼠忌器啊？這樣短視的外交眼光，這樣敷衍妥協的政論，而想做‘全國的觀象台，斥候隊’，而以為是乃‘研究事實，觀察時勢’的主張，我們真不敢信服。”

最后，周恩來斷定：“胡先生已是缺乏了革命精神的人。知此乃知他在《努力》上所發表的妥協的統一會議主張，偽和平的聯省自治辦法，和能說不能行的他們好人政治，都是些不落實際的廢話。凡是有革命精神的少年們豈能受其蒙蔽！”在他看來，胡適的主張與“少年”們的理想已根本不同：“胡先生的政治主張，所謂‘我們最低限度的要求’，自然離著我們共產革命的政治主張很遠，但即便合於民主政治的要求，在現在軍閥跋扈、列強侵吞的中國情狀下，也止有一個民主革命才能達到，才能完成民主共和的工作。然而胡先生竟不作如是想，以為在世界帝國資本主義和軍閥的支配之下便可建立‘好人政府’實現其政治主張，這不是做夢麼？”因此，即使面對胡適的“主動示好”，他也毫不領情：“胡先生答‘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說：‘我們並不菲薄你們理想的主張，你們也不必菲薄我們最低限度的主張。如果我們的最低限度做不到時，你們的理想主張也決不能實現。’但我們卻要代答胡先生道：‘我們卻很菲薄你們的最低限度的主張，而尤其信依著你們最不努力的方法，你們最低限度是永遠做不到的。至我們的主張，隻有用政治爭斗的革命手段才能實現，我們殊不願上你們無革命精神的大當。’”（周恩來：《評胡適的“努力”》，《少年》第6號，1922年12月15日。）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共產黨中像周恩來這樣的“少年”人對胡適的判定最終成了整個黨的認知和態度，李大釗即因中共中央的決議而很快退出了“好人政府主義”的活動，五四新思潮陣營產生的兩條道路日益突顯。換個角度，如果僅以年齡觀之，無論黨外還是黨內，可以說，時代的大旗很快便由五四時代的老師輩轉給學生輩了，這是中國歷史一種別樣的轉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