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胡適：大歷史脈絡中的人物關系【2】

二、溝通與共識

1927年以后，由於“左”的思想影響，中共內部有人提出把主張改良的自由知識分子打入革命的對象之中。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決議案中，“第三黨”被看作是“豪紳地主資產階級反革命的工具”，指斥他們是“統治階級的奸細”（中共中央書記處編《六大以來——黨內秘密文件》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頁。），那麼對“資產階級附庸”的“知識階級”的態度，自然也不會客氣。到20世紀30年代前期，受“左”傾政策的影響，中共黨內一些人把一切自由知識分子或中間派都當作國民黨的“幫凶”。

直到中共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之后，才有了“溝通”的機會。1936年4月，中共中央發表了《為創立全國各黨各派的抗日人民陣線宣言》，在列舉的要聯合的各黨各派中，其中就有胡適主持的“北平獨立評論社”。（參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頁。）這說明中共把胡適也看作一種政治勢力的代表，由此作為統戰的對象。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周恩來與胡適便又發生了直接關聯。1937年，負責統戰工作的周恩來親自給胡適寫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素仰先生熱心於對內和平、對外抗戰之主張及其運動，因缺機緣，未由通問。現內戰已停、抗戰尚未發動期中，全國輿論正集中注意力於國民大會法規之修改及其召集，以冀由此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基礎。敝方特於月前提出修改意見如另紙所陳，頗望國民政府能依此原則，召集國民大會，制定民主的憲法，通過民族統一的政治綱領，以發動抗戰。乃上月杪，國民黨中常會已將修改內容公布，其所持原則與原法規差別不多。敝方現仿本文中所提原則，繼續要求，務期兩法規之基本內容能符合真正民主，過去選舉能一律作廢，以利於各黨各派各界各軍之徹底合作，一致對外，想為先生所贊同也。書此布臆，佇候明教，並乞對該文加以指正為幸。”（《周恩來書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第133頁。）

信中周恩來說明“另紙所陳”的，是他在1937年5月1日發表的《我們對修改國民大會法規的意見》。其中提出：“不僅國民大會組織法選舉法應該修改，而且過去的選舉，不論推選決選，應該一律作廢，……各黨派代表名額應不超過代表總額七分之一，其分配以凡有歷史一年以上的各黨黨員數目多少為比例，並應估計到其他條件，由各該

黨依額自行選舉。”（周恩來：《我們對修改國民大會法規的意見》，《解放》周刊第1卷第2期，1937年5月1日。）

對於中共的這一表示，胡適雖未直接回信，但很快作出了公開回應。他在《獨立評論》發表的陶希聖討論文章的“編輯后記”中說：“最近我們接到周恩來先生從西安寄來的《我們對修改國民大會法規的意見》，雖然沒有月日，我們看其中的說話，可以知道此文是在本年四月底立法院修正國民大會兩法規之前發表的。現在修改這兩法規的機會雖然已成過去了，周先生那篇文字裡有一些主張至今還是值得討論的。……我們希望這樣開始的爭論新風氣能得著全國輿論界的同情和贊許。”（胡適：《編輯后記》，《獨立評論》第237號，1937年6月6日。）

需要說明的是，此前胡適對中共和周恩來的一些舉措和變化已有所了解。1937年1月5日，他在日記中寫道：“史佐才從西安逃出來（據他自己說），來談十二月十二至廿四日的事。”（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35頁。）第二天，他又收到了傅斯年寄來的號稱“絕密”的長信，談得更為詳細：“西安最近空氣大略如下：一、街上標語有‘慶祝張、楊二將軍政治主張成功’、‘擁護蔣委員長領導全民眾抗日’等等，不脫抗日，而絕口不談共產。二、大家皆雲聯合戰線，故不知誰是共產黨。三、晤楊賊，甚高興，雲做得粗魯，但從無一字悔其主張。四、周恩來晤蔣二次，第一次蔣一語不發，第二次談得甚好。（此事弟已在此間得到confirmation﹝証實﹞。）西安遍傳蔣雲‘終身不內戰’。五、蔣之行也，實共黨主持之。（此事亦confirmed﹝已証實﹞）。六、陝北、隴東，張軍與共黨相互照應。……總之，西安空氣是蔣答應了一切。”“今日晤到若干友人，知西安空氣頗有不少根據。蓋共黨之主張放蔣，堅謂不贊成張之扣蔣，是事實（此事弟早料到）。蔣晤周，亦事實。周謂‘此時非全國在蔣先生領導下抗日不可’，亦事實。周又謂取消中國蘇維埃，紅軍改番號，與張、楊軍守西北以抗日。看來此時共黨已接受Moscow﹝莫斯科﹞命令，而表面上做得如情如理。”（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345—346頁。）此信傅斯年專門囑咐“看后焚之”，然而熱衷史料留存的胡適並沒有照做，從而給后人留下了有關西安事變內情的又一佐証。3月4日，胡適的日記又記道：“莫德惠先生來談。知政府對共黨已有一種密契。”（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6，第661頁。）顯然，他已經明顯地感到了一種新的政治格局的到來。

正是在這樣的情勢下，他收到了周恩來的來信，編輯了《獨立評論》第237號。周恩來的信最后說“乞對該文加以指正”，並留有“回示請寄西安新城北七賢庄十一號周翔宇收”。由此來看，他不是要求發表“另紙所陳”的文章（因為該文已發表），也不是要求公開討論文中的主張，只是希望聽一下胡適個人的意見，似乎旨在加強與胡適的聯系。胡適欣然在《獨立評論》上進行討論”，並希望這種討論得到“全國輿論界的同情和贊許”，顯然他自己是“同情和贊許”的。

從陶希聖文章的內容來看，他十分清楚中共的主張，“有力的在野黨方面，主張凡是有一年以上的歷史的黨都可以參加國民大會。又以為隻要他們不反對國家，即令反對政府，也可以公開取得參加國民大會的地位。這個條件是比國民黨中央更寬的。科學社會主義本來把國家與政府看成一物，這回他們主張不反對國家而反對政府的公開和當選，是依實際情形來說的。換個話頭來說，隻要

不反對中華民國，即令反對國民黨政府，也可以公開和當選”。他還對中共“放棄武裝暴動”的舉措表示贊賞：“國民大會的召集，最近的有力的新動機，自然是在野黨最有力者的放棄武裝暴動，在對外抗爭，對內民主的前提下，他們不再與國民黨作武裝的爭斗。……這一件事在政治上思想上是有很大的影響的。”（《獨立評論》第237號，1937年6月6日。該文最后有一個注解，說這個討論可以參看“西安寄來《我們對修改國民大會法規的意見》”。由此可斷定，陶希聖的文章是由胡適約請寫的。）

事實上，當時一些自由知識分子希望中共停止武裝革命，公開和平地進行活動﹔同時他們也希望國民黨實行民主政治。因此，中共的意見和主張亦成為他們自己的意見和主張。在中共政策有轉變的跡象時，一些人則表示歡迎。比如，張東蓀專門著文贊賞中共的《八一宣言》，他說：“以一個向來主張用階級斗爭為推動力對於一切不妥協的黨現在居然說願意與各黨派不問以往仇怨都合作起來，這是何等轉向，這個轉向是何等光明！我們對於這樣勇敢的轉向又應作何等佩服！”（張東蓀：《評共產黨宣言並論全國大合作》，《自由評論》第10期，1936年2月。）

對於胡適這樣的自由知識分子來說，大概先前同樣存有與中共直接“溝通”的意念，而現在直接“溝通”的機會來了，自然也就不輕易舍棄了。在《獨立評論》此后的幾期上，又接連發表了陶希聖的《不黨者的力量》和《國民大會的一個解釋》等，繼續討論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問題。其中陶希聖還充滿信心地說：“為了引導別的黨派走上合法的道路，政府是應當而且必然有承認他們的

一日。”（陶希聖：《不黨者的力量》，《獨立評論》第242號，1937年7月11日。）不難發現，胡適與陶希聖的態度和討論在某種程度上是對中共主張的一種呼應，甚至有聯合起來向國民黨施壓的傾向。而從彼此“溝通”的內容來看，周恩來與胡適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在此時似已達成了一種共識，即對外抗戰、對內和平民主。

識同則謀。在這不久，周恩來與胡適有了一次直接會面的機會。1937年8月17日晚，“八點半，在汪宅開國防參議會第一次會議。會員共十六人：張伯苓、張耀曾、蔣方震、毛澤東、蔣孟鄰、沈鈞儒、梁漱溟、馬君武、黃炎培、曾琦、陶希聖、晏陽初、張嘉森、李璜、傅斯年、胡適”。當晚到會的有張伯苓、蔣方震、梁漱溟、陶希聖、李璜、傅斯年、胡適，“周恩來代表毛君出席”。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無產階級的領袖，同聚一堂，共謀國是，其象征意義遠大於實際意義。胡適當天的日記還記道：“得知三日中共打下三十隻日本飛機，已証實的有廿六隻。又知南口小有頓挫。”（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6，第703、704頁。）這應當是從周恩來口中“得知”的，一方面是中共的戰績，一方面是國民黨的“頓挫”，相信此時的胡適對中共有一種無言的好感。此間，周恩來與胡適有沒有單獨交談，是否談到了不久前他們的互動，已不得而知。但是，無論如何，這一次直接的謀面是兩人關系的高峰，目前沒有材料顯示他們在此前或此后還曾見過面，這更突顯了兩人本次見面的意義，等他們再強烈地感知到對方的時候，已經是“換了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