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顧順章叛變后周恩來如何轉移上海首腦機關【6】

一開始，向忠發沒有打算叛變。他對法國巡捕供稱姓俞，否認自己是向忠發。但在偵緝隊眼線指証其右食指斷缺半截的特征后，向忠發隻得招認。6月22日晚，他被引渡到上海西門白雲觀淞滬警備司令部偵緝隊。

最早得知向忠發被捕消息的是中央特科情報科的黃慕蘭。6月22日，她在巴黎電影院旁邊的東海咖啡館，遇見法租界盧家灣巡捕房政治部翻譯曹炳生。據曹炳生講，嵩山路捕房捕到了一個共產黨的大頭目，被押到盧家灣來了。他不知道被捕者的姓名，隻說有50多歲，湖北人，一雙手9個指頭，金牙齒，“賣相”倒蠻好……還說：“南京方面馬上就要派人過來，准備將他引渡過去……”黃慕蘭聽后大吃一驚，急忙設法找潘漢年報告此事。潘漢年仔細分析后，判斷可能是向忠發被捕,立即通過時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的康生向周恩來報告。

周恩來正為向忠發一夜未歸、不知去向而著急。得知這一消息后，立即銷毀了存放在家裡的一些機密文件，與鄧穎超、李富春、蔡暢搬進四馬路(今福州路，江西路口)外國人開的都城飯店。

1988年8月30日，鄧穎超致信中共中央書記處，見証她所知道的向忠發被捕叛變的經過。信中說：

這天（23日）中午，我們就得到內部確切的消息，說他在靜安寺路底等汽車時被叛徒發現，當即被捕。我就迅速通知他所知道的幾個地方的同志馬上轉移。下午又得到他叛變消息。當時，我們還有些懷疑，緊接著又得到內部消息他已帶領叛徒、軍警到他唯一知道的中央機關（看文件的地方），逮捕在該機關工作的三位同志：張月霞（后來關在南京反省院，抗戰時放出）、張紀恩、蘇才。我上午曾到該處，約定晚上到那裡去吃晚飯。在我沒有去以前雖已得到向忠發叛變的確信，但還不知他去過這個機關。因此，在下午約四點多鐘，我仍按約定去吃晚飯，到該屋的后門附近，看到在亭子間窗戶放的花盆不見了（這是我們規定的警報信號），我沒有再前進，立刻轉移到另一位同志家裡。這時，秘書長余澤鴻也正在找我，十分焦急，他也尚未找到恩來同志，通知他這個消息。當天我和恩來同志先后冒險回到原來的住處，看到原定的警報信號還在。我們先后進屋。恩來同志此時已得知向忠發叛變的消息。我們匆匆分開並約定以后再見面的接頭地方。在分開后又得到內部工作關系的確信，向忠發的確叛變。蔣介石在南昌得到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被捕的消息如獲至寶，立即復電，馬上處決。

《中共黨史研究》1989年第1期在刊登鄧穎超這封信時還加了編者按，指出“這個材料經中央領導同志審閱，交本刊發表，以澄清這個歷史事實。”足以說明鄧穎超關於向忠發被捕和叛變的史實是准確的，而該刊發表鄧穎超的這個材料是經過中央授權的，其權威性不言而喻。

在偵緝隊的刑訊室裡，面對死亡，向忠發確實害怕了。在敵人的威逼利誘下，向忠發開始動搖。當他站在刑訊室的各種殘酷的刑具前，尚未動刑，就雙膝跪地，招供叛變了。

向忠發供出了任弼時的夫人、擔任黨中央秘密機關工作的陳琮英。供出了中共中央秘密機關。23日上午，大批中西巡捕包圍了中共中央秘密機關——上海公共租界戈登路(海寧路)恆吉裡1141號。由於黨中央在前一天已將兩大木箱文件轉移，巡捕特務搜查時，隻搜到王明寫的一本《兩條路線》的小冊子，其他一無所獲。黨中央機關工作人員張紀恩、張月霞夫婦，以“窩藏赤匪，隱而不報”的罪名被捕,也關進了龍華監獄。

向忠發供出了周恩來在小沙渡路的住處。23日深夜，他帶引特務搜查周恩來和瞿秋白的寓所，幸好周、瞿已於當天下午撤離，敵人再次扑空。

向忠發還給敵人寫了供詞。在供詞中，他供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及其黨內分工、特務委員會及其分工、各蘇區負責人、各省委負責人、紅軍各軍負責人以及全國黨團員人數、分布，軍隊人數等。還向敵人供出中國共產黨從中央到地方以及工農紅軍的編制、人數、主要領導人、住地、資金來源等機密，有的還涉及黨的核心機密。正如周恩來所說，“有的機密隻有中央少數人知道，卻都一一在口供中暴露了”。尤其是作為中共中央最高領導人，向忠發的叛變，在政治上對中共造成的惡劣影響是極其嚴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