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秉德回憶伯父伯母：伯伯每月從自己工資中給我們家補助【6】

　　六、有情有義又念舊的伯伯

　　伯伯雖然身為國家總理，卻很念舊，講情義。五六十年代時，盡管他工作繁忙，日理萬機，仍經常抽空約見一些過去的老戰友、老部下，以及他們的子女。還有幾次，他將在天津南開學校讀書時的一些老同學如李福景、潘述庵、李愚如、張鴻誥等請到西花廳相聚，並由我父母作陪，共同敘舊又談新。

1960年春節前，伯伯請四十年前南開的老同學相聚，由我父親作陪。左起：李子克、李愚如、潘琪華（潘述安之女）及女兒、伯伯、潘述安、李福景、周同宇

　　1960年，伯伯在南開學校讀書時的多年同窗好友，並在同一寢室住了兩年多的張鴻誥，剛從東北調到北京，在水電部電科院任高級工程師。伯伯請他和幾位老同學聚餐，這也是幾十年后伯伯第一次見到張鴻誥。席間，伯伯舉筷為張鴻誥布菜時，手一停，問道：“綸扉（張鴻誥之號），士琴（我母親名為王士琴）叫你大姨夫，我可怎麼稱呼你呀？”

　　“各論各叫吧，你還叫我大哥，同宇可得隨士琴叫我大姨夫了！”張鴻誥似乎事先有了思想准備，隨即答道。

　　原來，年輕時，1917年伯伯在南開學校畢業后，與一些同學同去日本留學。伯伯在1919年四、五月間回國並參加了“五四”運動，而張鴻誥仍留在日本學電機，學成回國后在哈爾濱電業局做工程師。30年代我父親在哈爾濱謀生，就常常去看望這位自己哥哥的老同學張大哥。而張鴻誥還是我媽媽的大姨夫。我爸和我媽已經相識后，才又互相知道了這層關系，雙方都因張鴻誥而加深了彼此的信任和感情，這也促成了他們的婚姻。從此，我爸當然要隨著我媽對張大哥改口稱為大姨夫了。

　　在多年的交往中，有時張鴻誥會對我爸媽談到他與我伯伯在南開學校讀書時的情形，我媽至今記憶猶新：

　　“恩來的學習非常勤奮、努力。家中清貧，他就想出為學校刻蠟版的辦法，解決自己的經濟問題。一年后，因他的學習成績好，人品好，校長很賞識他。

　　“恩來在學校還積極參加社會活動，16歲時與兩個同學發起組織了敬業樂群會，創辦了會刊，組織會員閱讀進步書籍、報刊，開時事討論會、講演會等。他不願當頭，讓別人做會長，可大量的實事都是他干。他從來不計名分，同學關系、師生關系都處得很好。”

　　這次席間，張鴻誥還對我伯伯說：“你離開日本前寫給我的詩，我還保存著，將來我要拿出來交給博物館。”

　　“我那首詩交到博物館？不夠格，不夠格！”伯伯立即想到40年前的那首詩，忙真誠且謙虛地說。

　　聚會臨別時，伯伯送給每家一包花生米。這在當時的經濟困難時期，可真是一份極受歡迎的禮物呢！

　　1977年初，為了悼念伯伯去世一周年，也為了慰藉七媽，張鴻誥把我媽媽找到他家中，給我媽看這件他歷經戰亂、精心珍藏了58年的伯伯寫的那首詩，請她轉交給我伯母。我媽打開這幅字體嫻熟的詩，詩中寫道：

大江歌罷掉頭東，

邃密群科濟世窮。

面壁十年圖破壁，

難酬蹈海亦英雄。

　　當時張老先生回憶說：“1919年初，恩來在日本要回國前，我們幾個同學為他餞行，事前准備好了筆墨紙張，席后互相提筆留言。這時恩來想起他1917年9月在天津登輪前往日本時做的一首七言詩，題寫下來贈送給我。”（據我母親回憶，認為伯伯詩中第一句用的是“棹頭東”而非“掉頭東”）

　　張鴻誥還特意介紹了一段經歷：“恩來的這首詩，我一直珍藏著。回國后在日偽時期和國民黨統治時代，時常有被軍警突然搜查的危險，我為了保存這首詩，實在沒辦法，隻好忍痛割愛，把恩來的簽名部分裁掉，再裱糊起來，把它和其他字畫混在一起。並准備好如果軍警問到這是誰寫的，就回答說：我不知是誰寫的，這是我在字畫攤上看到，認為這字體好，買下來的。這樣手跡才保存了下來。”

伯伯於1919年所寫《大江歌罷掉頭東》之手跡，左下角的簽名是被收藏者忍痛割愛裁掉的

　　我想，如果沒有張鴻誥老先生冒著危險精心珍藏，我們現在也就看不到這首表達伯伯少年壯志的詩篇了。可想而知，經過近一個世紀的歷史變遷，不知伯伯還有多少文章、詩賦等手稿失散世間，未被人們發現，現在想起來就深感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