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肩負使命蘇聯行：工作比醫病更重要

　　在艱苦卓絕的抗戰歲月中，時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的周恩來肩負歷史使命，積極奔走於西安、杭州、廬山、南京、武漢、重慶、延安等地，深入大后方城市的街道社區和硝煙彌漫的前線戰場，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團結、凝聚各方面力量，為最終奪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奠定了基礎。值得一提的是，這期間，周恩來還走出國門，遠赴蘇聯，在治療臂傷的同時，進一步介紹宣傳中國的抗戰情況，加強中共與蘇聯的直接交流和聯絡，為中國抗戰爭取了大量援助，增強了中國持久抗戰的力量。

　　蔣介石派來了大飛機

　　1939年7月10日，周恩來從重慶回到延安后，在赴中央黨校作報告的途中因馬受驚，不幸摔傷，造成右臂粉碎性骨折。當時延安的醫療條件很差，治療了一個多月效果仍不佳。由於右肘始終處於半彎曲狀態，無法伸直，右臂肌肉開始出現萎縮，如不及時治療，有成終生殘疾之虞。於是，中共中央決定送周恩來赴蘇聯醫治。

　　由於延安沒有自己的飛機，中共中央隻好電請國民政府航空委員會派專機送周恩來赴蘇聯治病。但抗戰期間，交通工具本就奇缺，航空資源調配更是緊張，加上周恩來身份特殊，使得航委會進退維谷。但隨后延安又來電，稱已請求蘇聯派專機來接，航委會才如釋重負。

　　蔣介石聞訊后卻勃然大怒，嚴令航委會必須派專機赴延安接送周恩來。據蔣介石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在1939年11月24日的日記中記載：“今日張主任（即時任委員長侍從室一處主任張治中）在研究大會席上，報告此次周恩來在延安受傷，電請派飛機接送莫斯科治療。航委會無機可派，正躊躇間，延安電稱，已請莫斯科派飛機來迎。委座對於此事甚怒！責令航委會一定派機去接送，不許蘇聯飛機來迎。張主任稱，當初未深察，及委座責備后，始恍然領悟！可知做事，不可絲毫忽略，不可有百分之一之懈怠！”那麼蔣介石為何大怒，並堅持派專機送周恩來呢？唐縱在1939年11月29日的日記中寫道：“蘇俄飛機來去蘭州，不事先通知我方，黃秉衡（時任蘭州空軍第一軍區司令）來電請示。陳主任（即時任委員長侍從室二處主任陳布雷）處事非常謹慎，尤其對於國際問題，絲毫不敢做主。今日委座批下要當地嚴重表示，未得通告不許自由入境。這是何等正當之處置。”從文中可以看出，當時蘇聯飛機無視國民黨當局，經常自由出入西北國境。盡管處於中國抗戰的非常時期，但未得通告擅自出入中國領空，仍是對中國主權的嚴重侵犯。如今國民政府若不派專機接送周恩來，更給了蘇聯飛機出入中國境內絕佳理由﹔其次，時逢國共合作抗日，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也是在國民政府的領導之下，何況周恩來還身兼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中將副部長一職。如此要人出境赴蘇療傷，國民政府卻派不出專機，實在很傷蔣介石的顏面。如此一來，就不難理解蔣介石為何對航委會“不講政治”的表現“甚怒”了。

　　就這樣，在蔣介石的“特殊關照”下，1939年8月27日，一架美制道格拉斯大客機抵達延安，與周恩來同行的有其夫人鄧穎超、八路軍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原紅軍西路軍政委陳昌浩及其兒子陳祖濤、高崗兒子高毅、陳伯達兒子陳小達、孫炳文烈士女兒孫維世、共產國際駐中共軍事專家李德等人。周恩來一行乘機飛抵蘭州，然后轉往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並在那裡乘蘇聯專機飛至阿拉木圖（今哈薩克斯坦境內），最后坐火車抵達目的地——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