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的學生時代：在南開學校時是成績最優的學生【4】

赴日求學：在挫折中成長

從南開學校畢業后，周恩來希望能繼續求學。由於家境貧寒，他決定報考日本官費學校。當時，中日兩國之間有一個由日本政府指定學校為中國代培留學生的協定。該協定規定：中國學生凡能考取指定的日本大專學校之一的，可以享受官費待遇，直到學成返國為止。

1917年7月下旬，周恩來和李福景等同學去北京籌劃赴日本官費留學事宜。經過奔走，靠同學、師友的幫助，籌集到一筆最低限度的費用。此時，周恩來的伯父周貽賡已被調充奉天全省清丈總局西安清丈行局科員。周恩來非常感激伯父的撫養，所以行前特地到東北探望伯父，並到沈陽母校同師友相見話別。8月13日，他為同學郭思寧題寫臨別贈言：“願相會於中華騰飛世界時”，表達出他振興中華的願望。

1917年9月，周恩來由天津登輪船赴日本。10月，他進入日本東京神田區東亞高等預備學校補習日文，准備報考東京高等師范學校和東京第一高等學校。如果考取其中的一所，就可以得到官費學習的待遇。

由於學習備考時間很短，周恩來倍感壓力。1917年12月19日，他致信在美國依阿華州格林奈爾大學學習的南開同學馮文潛，談旅日留學生活，說：“弟自來此預備，尚稱合式。”“官費考試在明歲六月，屆時背城一戰，成敗與否不敢預料。”在日記裡，他還寫道：“我想我現在已經來了四個多月了，日文日語一點兒長進還沒有，眼見著高師考試快到了，要再不加緊用功，不要說沒有絲毫取的望，就是下場的望恐怕也沒了。”“我一個人，除了念書，還有什麼事做呢？用功呀，用功呀，時候不再給我留了。”

1918年3月4日至6日，周恩來投考東京高等師范學校，共考日語、數學、地理、歷史、英語、物理、化學、博物8科，還進行了口試。遺憾的是，因日文成績不好，他未被錄取。不過，周恩來在精神上並沒有過於沮喪。此后，為准備7月投考東京第一高等學校，他打起精神，給自己制定了緊張的學習計劃。他在日記中寫道：“我自從考完了師范后，心裡頭非常的著急，以為七月裡考第一高等，功課若不預備好了，定然沒有取的希望。要打算取上，非從現在起起首用功，斷然沒有把握。”他還制定了高度緊張的計劃：每天讀書13.5小時，休息和其他事3.5小時，睡眠7小時。

不過，由於參加留日學生愛國運動，使得周恩來的復習計劃幾乎完全被打亂。直到6月初，他才重新開始溫習功課，全力以赴准備考試。1918年7月2日、3日，周恩來投考東京第一高等學校，又因日文成績不理想，未被錄取，心情懊喪。在隨后的日記中他寫道：“昨前兩日試驗失敗，心中難堪異常。”“這叫做自暴自棄，還救什麼國呢？愛什麼家呢？不考官立學校，此羞終不可洗。”

1919年3月，周恩來得知南開學校即將創辦大學部的消息后，決定回國學習。臨行前，他以《大江歌罷掉頭東》一詩，書贈為他餞行、一同赴日求學的南開同學張鴻誥，在附言中表示：“返國圖他興。”盡管未能進入日本大學深造，但留日期間的自學和實踐活動，還是給周恩來帶來很大的幫助，思想上的進步更是十分明顯。

勤工儉學：確立共產主義信仰

1919年9月25日，周恩來出席南開學校大學部的開學典禮，是該部的第一屆文科學生。為進一步探求救國真理，經南開學校創辦人嚴修推薦和資助，周恩來決定到資本主義的發源地英國留學考察。1920年10月8日，他和南開同學李福景同獲北京華法教育會開具的赴法証明。行前，他與天津《益世報》商定，作為該報駐歐記者，以撰寫旅歐通訊所得稿費來維持旅歐期間的生活。

1920年12月13日，周恩來與李福景等人，乘法國郵船“波爾多斯”號抵達馬賽港，隨即換乘火車到巴黎。周恩來在此短暫停留后，於1921年1月5日赴倫敦，開始對英國作“社會實況之考查”。由於倫敦生活費用大，他決定投考位於蘇格蘭首府的愛丁堡大學。1月25日，周恩來致信嚴修，稟報辦理入學手續之事，並談及歐洲現狀，說：“法受歐戰影響為最大，戰地恢復舊觀至今日猶不能達百之五六，滿目瘡痍”“物價高貴，失業者多，勞資階級之爭無或已時，是歐洲執政者所最苦耳”。

相較於赴日之時，周恩來在思想上成熟了許多。赴歐之后，他廣讀博覽，涉獵各種學說思潮，以審慎求真的態度，“對於一切主義開始推求比較”。1月30日，他致信表兄陳式周，探討救國之道，說：“弟之思想，在今日本未大定”，留學的目的“唯在求實學以謀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會真相暨解決諸道，而思所以應用之於吾民族間者﹔至若一定主義，固非今日以弟之淺學所敢認定者也”。在比較了俄、英兩種改革社會的途徑后，說：“若在吾國，則積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強鄰環處，動輒受制，暴動尤貽其口實，則又以穩進之說為有力矣。執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無成見，但以為與其各走極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導國人。”同時又說：“以今日社會之麻木不仁，‘驚駭物議’，雖易失敗，然必於此中乃能求振發，是又弟所深信者也。”

由此可見，已經接觸到馬克思主義的周恩來，如今想在歐洲實地考察一下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真相，進一步了解歐洲各種改造社會的主張，從而最后選擇並確定自己所要走的道路，並把它應用到中國來，尋求拯救中華的具體途徑。

按照出國前的約定，周恩來赴歐后即准備給《益世報》撰寫通訊，向國內介紹國際大事。1921年2月1日，他撰寫了第一篇旅歐通訊《歐戰后之歐洲危機》。文中寫道：“吾人初旅歐土，第一印象感觸於吾人眼帘者，即大戰后歐洲社會所受巨大之影響，及其顯著之不安現狀也。影響維何？曰生產力之缺乏，經濟界之恐慌，生活之窘困。凡此種種，均足以使社會上一般人民飢寒失業交困於內外。”在分析了戰后歐洲種種社會危機后指出：“使歐洲危機終不可免而至於爆裂也，則社會革命潮流東向，吾國又何能免？”

之后的幾個月時間裡，周恩來採寫了大量國際新聞，通宵達旦地為《益世報》撰寫通訊，評述國際間大事。

與此同時，周恩來充分利用當時自共產國際成立后，歐洲各國共產主義運動高漲，馬克思主義書籍和報刊十分流行的條件，結合對英、法等國社會實況和工人運動的考察，先后研讀了英文版的《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法蘭西內戰》《國家與革命》等大量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並訂閱或購買了法國共產黨機關報《人道報》、英國共產黨機關報《共產黨人》，以及《共產黨人評論》《勞動月刊》等。同時，對當時社會上流行的各種思潮、主義，他與覺悟社社員多次通信探討，進行了反復的推敲比較。

經過反復地學習和思索，周恩來終於作出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擇：確立共產主義信仰。從此，他把自己的精力和才華全部獻給了偉大的共產主義事業，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1922年3月，周恩來致信國內覺悟社成員湛小岑、李毅韜，敘述自己確立共產主義信仰的經過，說：“我從前所謂‘談主義，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歐洲后對於一切主義開始推求比較時的心理，而現在我已得有堅決的信心了。我認清C.ism（共產主義）確實比你們晚，一來因為天性富於調和性，二我求真的心又極盛，所以直遲到去年秋后才定妥了我的目標。”他表示：“覺悟社的信條自然是不夠用，欠明了，但老實說來，用一個Communism（意為共產主義——編者注）也就夠了。”在分析、比較歐洲各種社會主義思潮后，他強調說：“我們當信共產主義的原理和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兩大原則，而實行的手段則當因時制宜！”

1924年1月，在中國共產黨人的參加和幫助下，孫中山在廣州召開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鑒於國內革命運動快速發展，急需大批革命骨干，周恩來和劉伯庄、周子君等人於7月從法國啟程，由海路回國。兩個月后，周恩來到達廣州，出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長兼區委宣傳部部長，開始全身心投入到革命事業之中。

（《湘潮》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獨家發布，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