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后3個多月周恩來先后4次遇險、遭襲

　　西安事變爆發后，張學良曾說：“我和虎城兄膽大包天，把天給捅了個大窟窿。現在，國家和民族的命運掌握在我們手裡，我們大家都要負責。”然而，事變后，“對下一步該怎麼辦，並沒有明確的計劃和統一的認識。許多事情都想等周恩來到后共同商議”。因此，張學良在接到毛澤東、周恩來聯名發給他的“恩來擬來西安與兄協商爾后大計”的電報后，高興地說：“他來了，一切就有辦法了。”

　　然而，周恩來到西安代表中國共產黨去處理事變善后時，肩負的是何等艱難的一副重擔啊！如果沒有一身是膽的英雄氣概，如果沒有孔明再世的智慧，如果沒有一顆一切為了中華民族的赤子之心，這副重擔不僅擔不起，可能還要搭上自己的性命。西安事變后僅僅3個多月時間內，周恩來在延安至西安之間的4次歷險足以見証他的大智大勇和為國為民的無私奉獻。

　　雪地飛馬到膚施

　　周恩來臨危受命前往西安時，時間是最重要的因素。當時的黨中央設在陝北保安（今志丹縣），交通不便。張學良隻能派自己專機到膚施（延安）接人。保安到膚施的路程有85公裡多，陝北山高水險，又值隆冬，夜長晝短，膚施附近隻有我方小股游擊隊活動，膚施城內駐有膚施、安寨和保安3縣民團，共有1500多人的武裝。

　　周恩來去西安，任務重，時間緊，速度要快，隻能靠騎馬。為了防止土匪、民團的突然襲擊，中央警衛團派了一小隊騎兵做掩護。12月14日一早，周恩來從保安出發，朱德將一條俄國產的紅色毛毯塞到周恩來的坐騎上。這時，天公不作美，下起了鵝毛大雪，隻有周恩來那條紅毛毯，像一團火焰，隨著崎嶇的山路一閃一灼。當天隻走了40公裡，天黑時不能冒險夜行，在安塞縣城西邊的一個小村子裡的土窯洞裡過了一夜，15日早飯后繼續向南行軍，一直到下午5時左右，才馬不停蹄地趕到膚施城北門外的藍家坪。

　　周恩來一行雖然重任在肩，卻不能輕易進入膚施城，因為那會很危險。這時，周恩來得知，當天中午曾有一架飛機降落在東郊機場，因為沒接著人又飛回去了，究竟何時再來，來不來都是個未知數。周恩來果斷決定：等明天天明，再騎馬繞過膚施城到甘泉去，那裡駐有東北軍，讓東北軍用汽車送他去西安。

　　是夜，雪雖停了，但天氣陰沉沉的，寒風刺骨，晚上夜營時，除了周恩來隨行警衛人員外，還特意讓王春圃（即江華）率領的一支紅軍游擊隊趕來幫助做周恩來宿營地的安全保衛工作。

　　16日一早，周恩來一行冒著寒風，策馬西行。天寒地凍，馬蹄不住地在凍地上打滑，人馬隨時都有跌下山澗的危險，所以行進得很慢。當他們繞過膚施城，沿著崎嶇的山路，翻越幾道山溝，來到杜甫川時，天已近中午了。正焦急間，忽然聽到飛機的馬達聲。周恩來仰天一望，馬上反應極快地說：“這一定是張學良的飛機來接我們的。”於是，他們調轉馬頭，不顧危險，打馬急行，很快又趕回到膚施城郊。然而，由於民團的阻攔，他們無法直接去東郊機場。於是，周恩來就讓隨行的張子華以“南京派來的與中共談判的代表”身份，拿著周恩來親筆寫的紙條，由周恩來的副官邱南章陪同先進城找到膚施縣縣長高仲謙，讓他下令民團不要阻攔。這樣，周恩來一行才得以催馬趕往東郊機場。這時，駐膚施城內的民團惶恐地喊：“紅軍沖過來了！”城內外頓時亂了起來。幸虧隨飛機而來的張學良秘書劉鼎（中共秘密黨員）對高仲謙說：“不准開槍。否則發生問題要你負責！”高仲謙立即命令民團不許開槍。周恩來一行這才從南山繞過去趕到機場。

　　周恩來的隨行人員多，飛機坐不下，可是到西安事情多，任務重，又不能減少人員，隻好讓龍飛虎和楊永保兩人躺在飛機的行李艙裡隨他去西安。

　　因為來接周恩來的這架飛機上還帶來了一部分張學良送給紅軍的槍支彈藥，於是周恩來留下曾山等人負責照管，並交代高仲謙要保証留下人員的安全。可是，等周恩來坐上飛機一上天，那個縣長就要抓曾山。但民團考慮到紅軍的聲威，希望給自己日后留條后路，拒絕聽令，曾山等人才得以幸免。此時膚施城內人心浮動，草木皆兵，縣府“大員”和民團們紛紛逃跑。第二天，王春圃率領的那支紅軍乘勢進入膚施城，那是1936年的12月17日。也就是從這一天起，膚施就改稱延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