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對中國科技發展道路的思考【4】

　　四、自由研究與計劃研究——政府管理的角度

　　《提綱》最后一部分講“自由研究與計劃研究”，內容共三句話：“兩者並行不悖，后者為主，逐漸走向計劃”，這指的是科技工作要從沒有計劃的狀態逐漸過渡到有計劃的狀態﹔“研究方向，研究計劃”，可以理解為政府要盡快拿出系統的科技規劃，明確主攻的研究方向﹔“成立機構，分工合作”，這是指科技工作要有管總的、起統籌協調作用的部門。短短41個字，明確宣示了新中國要把科技工作納入計劃之中，要主動引導國家科技發展的方向。正是在這一思路指導下，我國后來形成了一套具有高度計劃性的科技體制。

　　新中國成立前，我國沒有系統完整的科技發展規劃。因此，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非常重視科技規劃的制定工作。在1956年知識分子會議上，談到接受蘇聯科技援助時，他就要求克服“沒有全面規劃，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問題，必須“作出全面規劃，分清緩急本末”。同時，周恩來要求正在制定的《十二年科學規劃》必須“按照可能和需要，把世界科學的最先進的成就盡可能迅速地介紹到我國的科學部門、國防部門、生產部門和教育部門中來，把我國科學界所最短缺而又是國家建設所最急需的門類盡可能迅速地補足起來，使十二年后，我國這些門類的科學和技術水平可以接近蘇聯和其他世界大國”。（《周恩來選集》下卷，第182—184頁。）《十二年科學規劃》確定了57項國家重點科學技術任務，每項任務又分解成若干個中心問題，每個問題都參照當時的國際先進水平，結合中國情況，提出了解決問題的科學途徑和研究題目。在此基礎上，又提出了需要優先發展的12個重點。后來的實踐証明，這個規劃基本符合當時的實際，完成情況是比較好的，對於短時期內快速提高我國科技水平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作用。（參見《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編《當代中國的科學技術事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年版，第29、91、92頁。1962年對《十二年科學規劃》執行情況進行檢查時認為，54項任務中有46項已經基本上達到了相應的目標，規劃已經提前五年基本完成，但同世界上60年代的水平相比差距仍然較大。）

　　在制定這個規劃的過程之中，也有一些科技工作者表示過懷疑，提出應當由科學家自發分散地搞研究。針對這種傾向，周恩來在第二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專門作了詳盡的解釋，指出：科學技術研究的基本任務是為了發展生產，如果不把我國現有的科學力量適當地組織起來，作出長期的規劃，那麼我國科學事業的發展就沒有了方向。當然，規劃以后必須根據各種新的情況加以補充和修正，甚至可能有很大的改變。（參見《周恩來教育文選》，第159、160頁。）在落后條件下制定科技政策，必然要考慮如何把有限資源集中到重點方向。特別是在國防科技領域，當時西方發達國家尚且都是由政府主導的大科學工程，在我國更必須有統一的規劃和協調。否則，“兩彈一星”這樣的尖端技術是搞不出來的。

　　周恩來還高度重視科技規劃的科學性和可行性，主張量力而行、留有余地，反對脫離實際。在1955年知識分子會議上，周恩來根據中國實際指出，我國科學技術現在還很難確切估計要多長時間才能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因此當前的任務主要是打基礎，“要在第三個五年計劃期末，使我國最急需的科學部門接近世界先進水平”。（《周恩來選集》下卷，第182頁。）只是在“最急需”（不是整體）的部門“接近”（不是趕超）世界先進水平，這就留有很大余地。廣州會議在討論制定《十年科學規劃》和組織科學技術力量等問題時，同樣強調要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決定大力精簡機構和人員，縮短戰線，集中使用力量，不分散地去搞許多力所不及的新研究。（參見《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編《當代中國的科學技術事業》，第28、29頁。） 如果沒有周恩來的講話為人們卸下思想包袱，在當時作出這樣的調整恐怕也是很困難的。

　　新中國成立后頭30年，中國科技事業在極其薄弱的基礎上實現了大的發展，形成了相對完整的組織體系和基礎設施，培養了一大批科技人才，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總體來看是成功的。在這條道路的探索過程中，作為國家科技戰略的重要決策者，同時也是許多重大科學工程組織者的周恩來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通過對《提綱》的分析，我們不難看到周恩來領導科技工作的實踐同他的科技思想是一脈相承的，盡管具有一定的時代局限性，但即便今天來看，也仍有許多值得我們學習借鑒之處。回顧這段歷史，有助於我們把握歷史的脈絡，為今后科技體制的進一步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鑒。

　　〔作者劉凱鵬，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實習員，北京10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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