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爆發后毛澤東周恩來等為何反復強調獨立自主【3】

　　鑒於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的教訓

　　中共與國民黨曾經有過合作的歷史，即1924年至1927年的第一次國共合作。國共合作固然造成了大革命的高潮，中共的力量及其影響也隨之擴大，但這次國共合作給共產黨人留下的最深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蔣介石和汪精衛先后發動“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變，致使大批的共產黨員及共產黨的追隨者、同情者遭受其殘酷的屠殺。像毛澤東這樣經歷過第一次國共合作由興起到破裂全過程的中共領導人，對於當年陳獨秀和共產國際在處理國共關系時，面對蔣介石、汪精衛的進逼卻一再妥協退讓，從而導致國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敗，有著深切的感受。因而在毛澤東、張聞天等人看來，要防止大革命失敗那樣的悲劇重演，與國民黨再度合作時，就必須未雨綢繆，防患於未然，應防止右的傾向，警惕右傾危險。

　　大革命失敗之后，毛澤東為貫徹中共八七會議提出的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總方針，組織領導了著名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隨后開創了井岡山和中央革命根據地。在國共兩黨的十年內戰中，毛澤東與蔣介石指揮各自領導的軍隊在戰場上直接較量。張聞天則在1933年1月進入中央蘇區后，也經歷了中央蘇區的第四次、第五次反“圍剿”戰爭和紅軍長征。他們又共同領導了西安事變前后中共方面與蔣介石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開展的談判。因此，與長期在共產國際工作的王明不同，毛澤東和張聞天對蔣介石的專制獨裁本質有著相當深刻的認識，意識到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和蔣介石的個人獨裁立場，不會隨著國共再次合作和全面抗戰局面的到來而改變，唯有保持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性，與國民黨既團結又斗爭，中共才能生存和發展。

　　國民黨當時是掌握全國政權的黨，不但有其政治資源也有其經濟資源，國民黨的黨員有官可做，有相對豐厚的物質待遇，在國共再度合作共同抗日的情況下，這對於中共黨內的一些人難免有很大的誘惑力。而且國民黨的歷史比中共久，已經積累了相當豐富的政治經驗，中共黨內的大多數成員是在大革命失敗后才加入組織的，但由於沒有參加大革命的經歷，對大革命后期右傾錯誤的危害沒有切身體會，缺乏在統一戰線中與國民黨打交道的經驗。因此，毛澤東、張聞天認為，必須謹防有的人經受不住國民黨方面當官發財的引誘。

　　實際上，在抗戰爆發后不久國共合作剛剛實現之時，張聞天、毛澤東就曾對為何“目前投降主義的危險在增長”作了解釋。張聞天認為，原因之一是“統一戰線愈發展，右傾危險性愈要增長，這是因為統一戰線本身就包含右傾危險”。另一個原因中國共產黨的斗爭經驗不夠，黨對於土地革命已有豐富的經驗，而對其他斗爭方式並不熟悉，而“我們與之建立統一戰線的國民黨是一個統治全國的黨，錢、人、地位都有，它還有相當的經驗”，這樣，黨內一些不健全的分子就可能受其影響﹔同時，黨內“農民成分多，容易受人欺騙與引誘，女人、金錢、地位對有些人誘惑力很大，人家隻要一灌米湯，就輕於相信”，這也是內部容易產生右傾危險的因素之一。

　　毛澤東也就此解釋說，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后，中共面臨兩個方面的情況：“一方面，中國資產階級的妥協性，國民黨實力上的優勢，國民黨三中全會的宣言和決議對於共產黨的污蔑和侮辱以及所謂‘停止階級斗爭’的叫囂，國民黨關於‘共產黨投降’的衷心願望和廣泛宣傳，蔣介石關於統制共產黨的企圖，國民黨對於紅軍的限制和削弱的政策，國民黨對於抗日民主根據地的限制和削弱的政策，國民黨七月廬山訓練班提出的‘在抗日戰爭中削弱共產黨力量五分之二’的陰謀計劃，國民黨對共產黨干部所施行的升官發財酒色逸樂的引誘，某些小資產階級急進分子在政治上的投降舉動（以章乃器為代表。即1937年9月1日，救國會“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發表《少號召多建議》一文，提出：“在國策還未確定的時候，我們不能不多作政治的號召，使國策能夠早點確定下來。在國策已經確定的今日，我們卻應該少作政治的號召，多作積極的建議，使國策可以早點充實起來。國家到了生死存亡的時候，政府既然已經有確定的國策，有點心肝的人，誰還願標新立異以鳴高？大家應該是集中力量、培養力量之不遑，那能再存彼此派別之見，在明爭暗斗中再消耗一絲一毫的國力。”——引者注），等等情況。”“另一方面，共產黨內理論水平的不平衡，許多黨員的缺乏北伐戰爭時期兩黨合作的經驗，黨內小資產階級成分的大量存在，一部分黨員對過去艱苦斗爭的生活不願意繼續的情緒，統一戰線中遷就國民黨的無原則傾向的存在，八路軍中的新軍閥主義傾向的發生，共產黨參加國民黨政權問題的發生，抗日民主根據地中的遷就傾向的發生，等等情況。”

　　國共合作實現后中共面臨的這種異常復雜情況，使毛澤東、張聞天等中共領導人對黨內可能出現的右傾危險，保持著高度的警惕，一再強調要保持中共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性，堅決反對階級投降主義。

　　（作者系本刊特約撰稿人，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獲得國家人事部等七部委“新世紀百千萬人才工程”國家級人選，享受政府特殊津貼。主要從事中共黨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著有《土地改革運動史》《農村人民公社史》《“文革”前夜的中國》《“大躍進”的發動》《當代歷史問題札記》一至三集和《中國共產黨農村調查史》《回看毛澤東》等論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