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爆發后毛澤東周恩來等為何反復強調獨立自主【2】

　　對蔣介石“編共而不容共”的警惕

　　毛澤東和張聞天為何在國共合作一開始，就將反右傾投降問題如此嚴重地提出來，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此前的國共談判過程中，蔣介石始終沒有放棄消滅至少削弱共產黨力量的目標，這就不能不使中共領導人對蔣介石保持高度的戒心。

　　1936年12月的西安事變之后，國共兩黨就合作事宜進行談判。1937年2月8日，蔣介石致電其西安行營主任顧祝同，提出在與周恩來談判時，“我方最要注意之一點，不在形式之統一，而在精神實質之統一。一國之中，決不能有性質與精神不同之軍隊也，簡言之，要其共同實行三民主義，不做赤化宣傳工作。若在此點同意，則甚當易商量”。在隨后與國民黨代表張沖、顧祝同進行的談判中，周恩來發現，蔣介石“始終不承認國共合作，而看作紅軍投降，似無共產黨獨立地位”，而蔣本人“因為他成功地解決了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問題，使紅軍再陷孤立，因此暗下決心要把‘共黨非人倫、不道德的生活，與無國家、反民族的主義’，‘根絕淨盡’”。當周恩來提出紅軍改編后人數確定為六七萬，編制為四個師，每師三個旅六個團約一萬五千人時，蔣介石2月16日指示顧祝同說：“當西安事變前隻允編三千人，后擬加為五千人，但五千人之數尚未與之明言也。今則時移情遷，彼既有誠意與好意之表示，中央准編其四團制師之兩師，照中央編制，八團兵力已有一萬五千人以上之數，不能再多，即可以此為標准，與之切商。其余人數，准由中央為之設法編並與安置，但其各師之參謀長與師內各級之副職，自副師長乃至副排長人員，皆應由中央派充也”。實際上拒絕了中共的要求。同一天，蔣介石還在其日記中寫道：“考慮大局，決定編共而不容共，抗日而非排日，外交更以獨立自主為基礎。”

　　1937年2月21日，國民黨召開五屆三中全會。這次全會較大幅度地調整了國民黨政策，確認了和平統一、修改憲法、擴大民主、開放言論、釋放政治犯諸原則，間接地接受了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即便如此，國民黨仍在重談取消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政權的老調。會議通過的《關於根絕赤禍之決議》，提出要取消紅軍、取消蘇維埃、停止赤化宣傳、停止階級斗爭等。用周恩來的話說，“這個東西是雙關的，因為紅軍改了名稱，也可以說是取消紅軍，但紅軍還存在﹔蘇區改了名稱，也可以說是取消蘇區，但蘇區還存在。所謂停止階級斗爭，停止赤化宣傳，就是不許我們在國民黨統治區有政治活動。那時候一方面和平了，一方面又埋伏了文章”。周恩來所說的這個“文章”，就是要取消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和政權。所以這個決議案污蔑中共“封建割裂專制殘酷之策略，及其以國際組織為背景，而破壞國家統一之行動與宣傳，實與建國立人之要旨絕對相反”，“故赤禍之必須根絕，乃為維護吾國家民族至當不易之大道”。

　　在以后的國共談判中，國民黨方面千方百計地限制中共軍隊的編制與人數，雖然答應紅軍可以改編為三個師，但又提出每師人數隻能是一萬人，總數三萬人。蔣介石還對周恩來說，不必說與國民黨合作，只是與他個人合作，還說共產黨說話不算話，希望這次能夠改變，能與他永久合作。中共中央在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說，蔣介石知道“共產黨不會無條件地擁護他，而他又不能滿足於黨外合作，故他要我們想新的辦法，他認為這一問題如能解決，其他具體問題可以放鬆一些”。周恩來曾問蔣介石有何具體辦法使中共能與他永久合作，而蔣卻再三說沒有，而是要中共方面商量。顯然，蔣介石想要的辦法，就是中共不再是一個獨立的、有軍隊有政權的黨，而是共產黨熔化到國民黨中，維護他的領袖地位。

　　中共方面“商量”的結果，形成了《民族統一綱領（草案）》，由周恩來攜帶於6月上旬前往廬山同蔣介石再次進行談判。不料，蔣見周后，卻將這個文件撇在一邊，另外提出一個成立國民革命同盟會的主張，“由蔣指定國民黨的干部若干人，共產黨推出同等數量之干部合組之，蔣為主席，有最后決定之權”。“兩黨一切對外行動及宣傳，統由同盟會討論決定，然后執行。關於綱領問題，亦由同盟會加以討論”。“同盟會在進行順利后，將來視情況許可擴大為國共兩黨合組之黨”。並且在談判的過程中，蔣介石提出紅軍改編后三個師以上不能設總司令部，隻能設“政治訓練處指揮之”，“請毛先生、朱先生出洋”，陝甘寧邊區政府由國民黨派正的官長，邊區自己推舉副的，中共派代表參加民國大會時“不以共黨名義出席”等。蔣介石這些無理要求，中共方面自然無法接受，這次談判實際上是無果而終。

　　隨后不久，七七盧溝橋事變發生，周恩來再次前往廬山同蔣介石會談，並將《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送給蔣介石，而這時蔣的態度卻十分冷淡。據周恩來后來說：“我們帶去起草好的宣言，他要動手改兩句，那時候我們還客氣，同意他修改了兩點。但修改了他也不發表，總想把共產黨合法這一點抹殺掉。”接著，日本在上海制造了八一三事變。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才下定全面抗戰的決心，並於9月22日發表《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在事實上承認中共的合法地位。蔣介石的這種態度，無疑促使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張聞天等對其始終保持高度警惕，同時也一再提醒各級干部，一定要防止在國共合作實現后發生右傾危險。

　　隨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和國共合作的建立，黨內相繼發生了若干在國共合作時喪失原則性、遷就國民黨的事件，出現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傾向。其中一個代表性的例子是何鳴事件。何鳴曾任中共閩粵邊特委代理書記、閩粵邊紅軍獨立第三團團長等職，堅持了閩粵邊的游擊戰爭。1937年2月后，何鳴通過國民黨報紙了解到已發生西安事變，中共中央提出“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在向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簡稱南委）匯報后，於這年5月開始同粵軍第一五七師進行停戰談判，並於6月26日達成合作抗日、紅軍游擊隊改編為福建省保安獨立大隊的“六二六政治協定”，較早地開創了局部地區國共合作的新局面。但是，由於何鳴對國共合作的復雜性認識不足，沒有執行南委提出的“駐防地應在我游擊區”的指示，將紅軍游擊隊帶往漳浦縣城集中改編，以致發生近千名游擊隊員被國民黨第一五七師繳械的“漳浦事件”（即何鳴事件）。

　　抗戰爆發之后，又相繼發生了屈從國民黨解散中共領導的群眾團體的事件。1937年春，中共隴東特委曾不顧國民黨方面的限制，建立各種抗日救亡組織。七七事變后，中共隴東特委的一些人卻自動解散這些進步團體。這年8月，國民黨陝西省黨部發出通告，提出要取締中共所領導的西北各界救國聯合會以及其他進步團體。迫於國民黨方面的壓力，中共陝西地方組織中的一些人，未堅持斗爭，於9月間自動解散西北各界救國聯合會，要該會的一些干部參加國民黨包辦的陝西省各界抗敵后援會設計委員會。中共中央對中共陝西地方組織的這種做法提出了嚴肅批評。10月7日，張聞天起草了《關於取消“西救”的錯誤及處理辦法的指示》，指出：“西救（即西北各界救國聯合會——引者注）的取消是沒有原則的”，“取消自己有長期斗爭歷史的‘西救’，這實是投降主義傾向的具體表現”。“同國民黨這批老爺們沒有殘酷的斗爭，沒有必要的進攻的行動，它是不會前進的，也不會向我們讓步的。”

　　上述這些事件的發生，使毛澤東、張聞天等中共領導人認為，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未建立前，必須克服黨內存在的“左”傾關門主義傾向，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形成后，必須注意克服黨內可能出現的階級投降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