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秉德深情細說在伯父周恩來身邊的日子

　　（《黨史縱覽》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獨家發布，請勿轉載）

　　周恩來在兄弟三人中排行老大，其大弟周恩溥於20世紀40年代去世，周恩溥生有一子，已於前些年在河南焦作去世﹔小弟周恩壽（周同宇）生有三男三女，其中中國新聞社原副社長周秉德是長女。周秉德在少年和青年時期，曾在伯父周恩來和伯母鄧穎超身邊生活了15年。

　　十多年前的一個春日午后，筆者走進一套老式紅磚公寓，拜訪了周秉德。那天，周秉德如約在家等我們，她精神挺好，始終充滿熱情，顯得十分精明干練。她家客廳布置得古朴而典雅，沙發對面的主牆上懸挂著那副由意大利攝影師為周恩來拍攝的照片，格外引人注目。

　　談起在中南海伯父身邊度過的難忘歲月，談起伯父伯母對自己的關懷、體貼與教誨，周秉德顯得分外激動與忘情，她時而激昂，時而沉思，恍若回到了在西花廳的歲月。

　　難忘的第一次見面

　　1937年4月，周秉德在哈爾濱降生，這著實讓三代沒有女孩誕生的周家上下很是興奮了一陣子。周恩溥為這位侄女的出生寫下了“吾家添丁，周門大喜”8個字。周恩壽還特意跑到吉林，找時任吉林省教育廳長、也是周恩來南開的同學幫女兒起名字。這位廳長再三考慮，截取了屈原作品《橘頌》辭裡的“秉德無私，參天地兮”中的兩個字作為她的名字。

　　隨著東三省的淪陷，周恩壽帶領全家搬到了天津。周秉德在接受採訪時說：“1943年全家投奔天津的四奶奶，我在那裡念了6年小學。在我小學三年級的一天，爸爸在翻閱《益世報》時，看到有關大伯的消息，很是興奮，悄悄對我說：‘你伯父在共產黨內是做大事的。’從此，我便曉得自己有一個當共產黨大官的伯父，也盼望有那麼一天能很快見個面道個好。”

　　1949年3月，中共中央進入北平，周恩來將此函告在天津的弟弟周恩壽。早在大革命時期，周恩壽是黃埔第四期學員，但他在1927年國共分裂時脫黨，且於1928年后和周恩來斷了聯系。1946年春，周恩來就東北停戰問題與國民黨政府代表張治中、美國政府特使馬歇爾的代表在北平舉行談判。在此期間，他得悉弟弟在天津，曾邀其來北平見了一面。

　　看到周恩來發自北平的信，周恩壽即偕妻北行，並在香山與兄長晤面。閑談中，他再次向周恩來提出重回革命隊伍的請求。周恩來說：你脫離的時間太久了，情況不熟悉，也不了解現行的各項政策，若要參加工作，必須先學習。於是，周恩壽進了華北革命大學，妻子仍返天津照顧兒女。

　　獨自在北平學習的周恩壽，有時利用節假日到中南海同兄長團聚。在一次和周恩來見面時，周恩壽說起長女秉德即將小學畢業，想把她接到北平讀中學。周恩來知道弟弟在華北革命大學住的是集體宿舍，帶孩子不方便，便提出可在自己的寓所安置侄女。

　　1949年6月下旬的一天，剛剛小學畢業的周秉德在火車的汽笛聲中告別了天津，告別了母親與弟妹，隨父親來到了北平。“一位清瘦精干的叔叔領我進入中國共產黨頭頭腦腦居住的地方——中南海。進門，繞湖，再進門，不多時我被帶到了一個叫豐澤園的院子裡，那是四合院式的平房。我當時說不上激動或高興，隻覺得新鮮，自己在院子轉來轉去。”

　　隻一小會兒，在外邊開會的伯父周恩來就回來了。“高大魁梧，臉龐豐滿紅潤，與爸爸有點像，也有兩道濃黑的劍眉。他親熱地把我拉到身邊，左右端詳，笑著說：‘呦，你好像你爸爸，又有點像你媽媽。’”

　　問了周秉德的母親及弟妹的近況后，又寒暄了許久，周恩來才吩咐衛士安頓侄女的住處。周秉德被安排住在一排坐南朝北的房子裡，“住在西邊，屋裡有幾個書櫃，東邊一間是伯父秘書夫婦的住房兼辦公室。房子的條件比我家裡要好，但絕不豪華”。

　　當時，伯母鄧穎超不在北平，她受毛澤東之囑到上海接宋慶齡去了——迎接她來北平共商建立人民共和國大計。8月28日，周秉德隨伯父到火車站去接伯母。隻見火車站內鑼鼓喧天，周恩來和其他黨政領導人都走上前去與宋慶齡握手交談。“你就是小秉德吧！你好！”周恩來的衛士長成元功把夾在人群中的周秉德領到鄧穎超面前，鄧穎超握住周秉德的手笑吟吟地說。周秉德隨即向伯母問好。周秉德回憶說：“這是我第一次與七媽（指鄧穎超）相見，那情景至今常常浮現在眼前。”

　　周恩來夫婦一生無兒無女，多年來一直把滿腔的父愛母愛全部傾注在一批烈士子女身上。現在嫡親侄女來到身邊，夫婦倆自然把周秉德看成自己女兒一樣疼愛萬分，周秉德也很快適應在中南海的生活，感受到在北平也有一個充滿親情而溫暖的家。

　　“你住的是間書房，可以在那多看些書。毛澤東伯伯就住在前面，他工作忙，不要去打擾他。”伯父的話，周秉德現在還記得。書房裡有許多她從未見過的書，她常常一個人坐在那裡看書，《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李有才板話》等等好多書都是在那時期看的。

　　周秉德住進中南海不久，中央領導人陸續從香山搬進來。她很快認識了李敏、李訥等很多小伙伴，她們在一起看書，一起唱歌、玩耍、聊天。

　　漸漸地，周秉德跟鄰居毛澤東也成了熟人。有一天，她在整理自己的物品時，翻出了小學畢業時精心自制的贈言簿。那是個用彩色打字紙裝訂的小本子，外殼是墊了一層棉花的硬紙板，還裹了綠色的緞子面。重溫簿中那熱情洋溢的臨別贈言，使她突然生出請毛澤東也為自己題字的念頭。於是，她捧著小本子找到了毛澤東：“毛伯伯，您幫我寫個字吧。”毛澤東望著這個剛剛成為“熟人”的小女孩，答應道：“好，寫一個。”他接過贈言簿，稍加思忖說：“給你寫個‘好好學習’。”毛澤東題罷，還簽上了自己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