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秉德深情細說在伯父周恩來身邊的日子【5】

　　非常時期的伯父成了一個“非常人”

　　1967年5月，周秉德出差到北京，到西花廳去看望伯父、伯母，無意間站在伯父辦公室門口往裡一看，不覺大吃一驚：隻見辦公桌上、躺椅上、地面上，到處是一疊疊文件。原來，各部委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沖擊無法正常工作，全國各地的問題和文件都往西花廳報。於是，伯父睡眠的時間越來越少，夜以繼日地工作，一天工作十六七個小時是家常便飯。

　　一見面，周秉德見伯父的臉變得瘦削了，原本炯炯有神的雙眼也布滿了血絲。吃飯時，周恩來三下兩下便放下筷子，急匆匆地往辦公室趕。這時，周秉德意識到：“伯父老了，也更忙了。”在伯父辦公室門上，周秉德還發現了一張“大字報”，是他身邊人員寫的，還有伯母的5條補充建議，內容都是請求他注意休息，改變工作方式與生活習慣，保重身體。細一看，陳毅、葉劍英、李先念也在上邊簽了字，伯父在上面寫了8個大字：“誠懇接受，要看實踐。”但是周秉德聽伯母講，他還是沒兌現，休息得很少，於是在伯父的8個大字旁寫了兩行小字：“您的實踐做得不夠，必須真正實踐才行。”

　　周秉德記得那一天，自己被留在西花廳吃午飯。飯桌上，她就西安各大學的造反派沖擊陝西省委發了牢騷。周恩來耐心引導她，周秉德還是想不通：“為什麼隻相信少數學生，不相信廣大的工農兵？”“那麼多的老干部怎麼會都是走資派？”這一講，周恩來更火了：“你是省委、市委派來說服我的嗎？”其實，當時周恩來同絕大多數黨和國家領導人一樣，對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那場“文化大革命”也尚未理解，但畢竟是黨的領導人之一，必須維護與執行黨中央的決定。“我犯過政治錯誤，但從來沒有犯過組織錯誤。”這是他曾對周秉德等說過的一句話。

　　1968年8月，周秉德回北京打算探視已被關押半年的父親，可是未被允許。事后她才知道，這是外交部部分紅衛兵報到江青那裡的一個案子，誣陷周恩壽參加了王光美的哥哥王光琦組織的“聚餐會”這個所謂的“反革命組織”。江青批送周恩來處，周恩來親筆批示逮捕令，指示立即逮捕自己的親弟弟。當夜，周恩壽被秘密抓走。幾個月后查清了有關來龍去脈，案子水落石出，但上邊有命令，人還押在衛戍區，案子卻移交給了“劉少奇專案組”。因此，此案一拖再拖，周恩壽被關了7年多，直到1975年5月才被釋放出來。

　　周恩壽出獄時，周秉德與父親相擁而泣。周恩壽含淚對周秉德說：“秉德，你莫哭！你爸爸這些年來一直與部長以上的大人物關在一起，我擔心那些造反派整我的真正目的是為了整你伯父。因此，天大的壓力，我也要努力地活下去。你的爸爸沒有錯，你的伯父更沒有錯。”

　　最后一次天真的通話與不很在意的見面

　　1976年，周恩來去世的時候，周秉德正出差上海。1月9日清晨，她從廣播裡聽到這噩耗時，當時就驚呆了。同事給她買了當天的機票，周秉德趕回了北京。在回京的路上，悲痛的周秉德回想起與伯父通最后一次電話、見最后一次面時的情景。

　　1975年5月12日下午，周秉德接到伯父的保健護士王力的電話后，便趕到她家。王力說：“總理有病，可能比較嚴重。昨天我們幾個醫生、護士在醫院與他見面時，他問‘你說我還能活一年嗎？’當時我愣住了。他有病，應積極治療，帶這種情緒會影響治療效果的。秉德，你設法去見見你伯父，好好勸勸他。”

　　可是，鄧穎超一再阻攔情緒激動的周秉德去305醫院見伯父，說中央有規定。於是，周秉德隻得撥通病房的電話，通過電話與伯父交流。電話中，周恩來的聲音還是那麼親切、從容。周秉德一再打斷他的噓寒問暖，問他是否講了那句話。“只是開個玩笑，有什麼？”周恩來依然輕鬆地回答，周秉德急了：“這玩笑也不應講，我們聽了心裡不好受，您要長命百歲，再為國家多做貢獻。”

　　“你是共產黨員，是唯物主義者，人總是有那麼一天的。說那話也的確沒什麼，想開點，好嗎？”電話中的伯父，語氣時而嚴肅，時而緩和。

　　“我不忍多佔您的時間，千萬請注意休養好，配合治療。如果不想呆在醫院裡，就回家住，或到南方走走，散散心，好不好？”放下電話前，周秉德一再懇求、勸告伯父甩掉思想負擔，保重身體。

　　1975年5月20日，是周秉德最后一次見到伯父。那天，一走進西花廳，周秉德隻見伯父微笑地坐在一個小沙發上，雙腳擱在一個小墩子上，臉龐更為消瘦，老年斑比以前也更多了。問候后，周秉德在伯父身邊坐下，當時伯父氣色還可以，他還詢問了自己的工作和孩子情況。聊了一會兒，周秉德怕過多打擾伯父休息，便起身告辭。出門時，周秉德提出要伯父合張影。“你看，家裡人很多，下次我們再照吧！”周恩來握著周秉德的手，輕聲說。

　　真沒想到，這一天竟成了永別，伯父說的“下一次”再也沒有了，成了周秉德一輩子的遺憾。盡管周恩來在6月15日最后一次回到西花廳，但周秉德卻因當天要招待丈夫多年不見的老同學，而放棄了這次見面的機會——一心想著伯父的病，多休息，多療養會好一些的。

　　如今，周秉德想起來，“感覺那時的我太天真了，其實當時的伯父身患膀胱癌4個年頭了，並早已惡化，小便次次是血尿。但這在當時都嚴格保密，住院期間，七媽堅持按當時中央的規定，不讓親屬探視。若我知道他病情竟如此嚴重，說什麼我也要闖進醫院的”。

　　“其實，1976年1月8號中午七媽就讓秘書將噩耗第一個告訴了我愛人沈人驊，讓我愛人趕緊轉告我和在京親屬——其他不在北京工作的就不讓他們來參加葬禮。七媽特地囑咐秘書，給外地拍電報：見報請勿回京。也就是說見到伯父去世的消息，不要到北京來，要堅守崗位，不要影響工作。”周秉德回憶說。

　　回到北京，周秉德戴著黑紗來到了西花廳。原以為伯母會在床上躺著哭成個淚人，沒想到她是在客廳裡，而且站著等自己，周秉德抱著她痛哭。鄧穎超始終沒有眼淚，說：“秉德啊，要堅強啊，不能哭啊！化悲痛為力量，化悲痛為力量！”……

　　“1月10日，我們一起到北京醫院后邊的一個小太平間裡去參加告別儀式，那時弟弟妹妹和有些親戚都來了。在條件很簡陋的一個小院子裡，一個小的告別室，我打頭，弟弟妹妹，還有哥哥嫂嫂，跟我伯父做最后的告別。那天很冷，我當時沒有穿大衣，戴著圍巾、手套。來到告別室門外，我突然感到戴手套、圍巾是對伯伯不恭，我就把手套什麼的都脫下來，往地下一扔，才走進去。”看到伯父消瘦的遺容，周秉德難過極了。

　　周秉德回憶說：“除了撒骨灰，我們參加了所有的告別儀式，但七媽特別交代媒體不要報道我們，現在想起來她是在保護我們，因為那個時候‘四人幫’還沒倒台，她不想讓我們多露面。”

　　“1月15日在人民大會堂開了追悼會以后，七媽在台灣廳召集親屬、工作人員和醫護人員共同開會。七媽對我們講話，特別是對於喪葬儀式的改革，講我國幾千年都實行土葬，新中國成立后黨中央號召實行火葬，這是一場喪葬革命﹔現伯父主張火葬不保留骨灰，這又是一場殯葬革命，你們要支持伯父這個主張！就說要撒掉骨灰。另外因為兩位老人家一直說他們是黨的人，他們的一切行為，他們的葬禮都要由黨支部來執行。西花廳的工作人員是一個黨支部，所以他的事情都交給黨支部去做。15日至次日凌晨，西花廳黨支部工作人員羅青長、張樹迎、高振普，還有中組部一位領導，4個人一起坐軍用飛機，將伯父的骨灰撒在北京、天津和山東北部黃河入海口等處。”周秉德說，伯父的身體雖然什麼也沒有留下，但他的名字，他的形象，他的品格，他的精神，卻又裝滿了億萬人民的心田，在以后的日子，隨著歲月漸漸越走越遠，她越來越深地體會到這一點！

　　1992年7月11日，伯母鄧穎超溘然長逝，留給周秉德的依然是無盡的哀思和深深的懷念。“今年是七媽100周年的誕辰，老人的影子還是時在我腦海裡出現，無法忘記七媽對我的關愛，她襟懷坦蕩、廉潔奉公的優良作風和謙虛謹慎、密切聯系群眾的公仆本色值得人們學習”。

　　伯父伯母去世后，每逢1月8日伯父忌日和3月5日伯父生日及有關伯母的相關紀念日，周秉德一大家都要和西花廳的工作人員一起，在周恩來像前鞠個躬。每每走進西花廳，周秉德都不敢多看那開滿海棠花、芍藥花的庭院和園中的小徑，她仿佛可以看見伯父、伯母的身影，聽到伯父朗朗的笑聲和伯母諄諄的教誨，自己又沉浸在對他們綿綿不絕的思念之中無法走出來。

　　周秉德曾先后任職於北京首飾進出口公司、北京市外貿局、北京國際信托投資公司，1988年到僑辦《華聲報》擔任副社長，后來到中新社擔任副社長，直到1998年退休。退休后的日子仍然很忙，因為一些單位常找她去講課或作報告，講她所受的人生教育。她說，掐指一算，怎麼也得上百場了！

　　這些年來，周秉德的記憶裡一直蕩漾著伯父的音容笑貌，“我覺得他那雙眼睛依然在注視我現在所做的一切。伯父對我說的最多的一句話就是：我們的一切都是人民給的，無論你今后從事什麼工作，都要真心實意為人民謀利益。我將銘記伯父、伯母的教誨，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於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