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日記》與西安事變的幾個問題【2】

誰打響了西安事變第一槍

2006年紀念西安事變70周年時，《鳳凰周刊》（2006年第36期）的一篇署名文章提出了這個問題。2008年11月24日《北京日報》上的一篇文章，更直白地說：西安事變“捉蔣”的“主將是王玉瓚”。

在東北軍兩個衛隊營共同參加的攻打華清池、捉拿蔣介石的戰斗中，以王玉瓚為營長的衛隊一營和以孫銘九為營長的衛隊二營，在進攻的時間上孰先孰后？在這場戰斗中的貢獻和功勞上孰大孰小？上述文章的作者都忿忿不平，《鳳凰周刊》署名文章作者頗為感慨地寫道：“從西安事變到1979年，長達40年間，王玉瓚捉蔣的經歷鮮為人知。與此同時，當年的二營營長孫銘九，先后在《人民日報》、《解放日報》和《文匯報》等報刊上發表了不少關於他自己捉蔣過程的文章”，並指出：“此前，關於西安事變的細節，眾說紛紜。衛隊二營營長孫銘九在眾多史書的描寫中，成為率兵打進華清池頭道門並活捉蔣介石的‘英雄’。”作者僅僅根據王玉瓚家屬提供的資料，就聲稱王玉瓚在12日凌晨4時許率兵沖入華清池二道門，與蔣的衛隊開戰后，“二營孫銘九部的50余人，才趕到二道門內加入戰斗”。據此，他“認定最先進攻華清池的是衛隊一營的加強連”，臨潼捉蔣的主將是王玉瓚。

誠如兩篇文章作者說的那樣，相當長時間裡，國內出版的回憶錄或史學論著，在談到西安事變捉蔣時，大多隻提孫銘九的衛隊二營，不提王玉瓚的衛隊一營。現在看來，這顯然是不全面、不公平的。可是，為什麼會是這種局面呢？真如他們所寫的那樣，是因孫銘九杜撰的那些文章造成的嗎？我們認為值得認真研究。

歷史事實是東北軍的兩個衛隊營都參加了攻打華清池、捉拿蔣介石的戰斗，在這場戰斗中都發揮了作用，立下了功勞。但是不能把兩者的作用和貢獻等同看待，更不能主次顛倒。大量史料表明，孫銘九的衛隊二營在這場戰斗中肩負的是主攻任務，他們發揮的作用與貢獻更大些。我們認為，這就是為什麼一提到臨潼捉蔣，人們首先想到的是孫銘九、衛隊二營的原因所在。上述結論，有下列事實為証：

其一，張學良對捉蔣所做的戰斗部署。張學良深知，對蔣實行“兵諫”，就好像“把天捅個窟窿”，必將驚天動地，舉世震驚。因之，事先他在極端秘密的狀況下和極短的時間內，做了認真、細致的准備，特別是對挑選直接去華清池捉蔣的人慎之又慎，既要考慮是否具有豐富的作戰經驗，又要考慮對自己是否絕對忠誠，是否聽從指揮。經再三斟酌，張決定派衛隊二營七連去華清池捉蔣，但考慮到營長孫銘九缺少作戰經驗，特派飛機把遠在甘肅平涼的東北軍一○五師二旅旅長唐君堯接來西安，擔任內線作戰總指揮。12月11日下午，張學良向唐交代作戰任務，說：“我派衛隊二營第七連跟你去，連長張萬山，人很干練。另外有騎六師師長白鳳翔、團長劉桂五也去，他倆很有膽量，槍法很准，發揮他倆射擊術的特長，一槍一個，就可以很迅速地突進院裡。第七連的弟兄們也接受過充分訓練。孫銘九營長也隨隊照料，這樣你就可以放心了。”當天傍晚，張學良又把負責守衛華清池的衛隊一營營長王玉瓚召至公館，命令守衛華清池頭道門的衛隊一營加強連屆時也要參加戰斗，協同作戰。

張對派去直接捉蔣的指揮人員都分別談過話，還親自帶領白鳳翔、劉桂五以謁蔣為名到華清池蔣的住處，讓他們熟悉那裡的地形。

其二，張學良對孫銘九更加信賴。王玉瓚、孫銘九作為東北軍兩個衛隊營的營長，都深得張的信任和重用。但比較而言，張對孫銘九更加信賴。孫銘九當時是東北軍中少壯派的核心人物之一，對張忠心耿耿，是張的重要親信。1936年夏張為聯共抗日，成立了一個秘密的核心組織抗日同志會，孫銘九擔任這個組織的行動部長。凡有重要、機密的任務，張往往都派孫銘九去完成。1936年4月，張去延安與周恩來會談，孫銘九作為隨從參謀陪同前往。同年8月28日，國民黨陝西省黨部特務逮捕了“西北剿匪”總部的人員，張聞訊勃然大怒，立命隨行參謀室負責人孫銘九率衛隊營一個連前去查抄省黨部，解救被捕人員。接著，孫銘九作為中校隨行參謀轉任衛隊二營營長。中共與紅軍的代表來西安會見張學良，張大多是責成孫銘九負責保護與接待，有時索性就安排在孫宅住宿。就以這次華清池捉蔣來說，只是到了12月11日傍晚張在院裡偶遇王玉瓚，才喚他進城到張公館，向他交代這項任務﹔而對孫銘九，則在幾天前張、楊確定對蔣實行“兵諫”后，就讓他參與了准備工作。

其三，《蔣介石日記》詳細記述了蔣介石12日清晨逃離華清池、在驪山被捉的大致經過，並明確無誤地寫明了逮捕他的人是孫銘九。蔣寫道：聞槍聲，知東北軍“叛變”，跳牆時摔傷腰部，在衛士攙扶下艱難逃至山巔，遇東北軍密集火力阻擊，無奈退回山腰，藏於一岩穴中。后來“叛兵乃登山搜索，行至余穴之前后者約二次，並未發現。忽聞離余穴約二十余步之外，有人被執，與叛兵問答，余聞其音，乃知為（蔣）孝鎮，尚在余之附近，不忍離也。余乃知孝鎮被執，則余穴必發覺，以叛兵皆知孝鎮為平日侍余最忠實之侍從也。叛兵乃在其附近盡力搜查。在余洞穴之上，聞一叛兵曰：‘這裡有一個著便衣的。’另一叛兵曰：‘此必委員長。’前一叛兵應聲曰：‘先擊他一槍再說。’另一叛兵曰：‘不要胡亂！’余聞此言，乃知叛兵中尚有能明大義者。少頃，叛兵即問曰：‘你是誰？’余應之曰：‘余即蔣委員長。’問曰：‘你是委員長嗎？請委員長暫駐。’余曰：‘余為蔣委員長，今既為你等所執，你應即可將余槍斃，但余尚為你之上官，除槍斃余之外，你不得對余有所侮辱。’叛兵曰：‘你為我們中國救星，又為我國領袖，我們無敢加以侮辱，隻求你帶我們抗日而已。’此時，叛兵向天空連發三槍，聲言委員長已在此地，未幾有一營長前來，向余跪泣，余不知其所以然，乃問其姓名，彼答余乃沈鳴九（應為孫銘九）……乃知圍攻行轅部隊，為張之衛隊第二營”。蔣介石與孫銘九和王玉瓚均無任何瓜葛，蔣不會偏袒或褒貶他倆中的任何人。蔣《日記》中的上述記載應該是真實的。

《鳳凰周刊》署名文章作者認定王玉瓚是“打響西安事變第一槍”的人，是臨潼捉蔣的主將，一個重要根據是1981年全國政協文史辦為紀念西安事變45周年而召開的一次座談會。他說“與會諸多當事人”“撥去歷史的重重迷霧，認定最先進攻華清池的是衛隊一營的加強連。即是說，打響西安事變第一槍的是王玉瓚。”果真如此嗎？請看事實：張魁堂（原全國政協文史辦負責人，也是1981年那次座談會的主持人）無論是在1990年發表的《臨潼扣蔣的兵力部署和主要的指揮官》（見《文史資料選輯》總第121輯）一文中，還是在1994年出版的有關西安事變的專著裡，他根據這次座談會核實的資料，寫了扣蔣經過：“張學良早在9日即向王以哲、劉多荃宣布扣蔣決心，並擬定了內外兩線部署……內線由第二營派一個連去華清池扣留蔣介石，由原守衛華清池大門的衛隊第一營營長王玉瓚協同作戰……內線部隊因孫銘九得訊比較早，已先后於9日、10日兩天將一連多隊伍推進到灞橋鎮宿營。11日下午，張學良從華清池回西安時，要衛隊第一營營長王玉瓚隨他進城，交代他夜間協同第二營執行捉蔣任務。12日凌晨2時，王玉瓚乘摩托車出發，令駐十裡鋪的騎兵連與灞橋鎮的手槍排急行軍跟進……隊伍抵華清池后，衛隊第一營撤去大門警戒，並收繳駐禹王廟憲兵的槍械。3時40分，扣蔣隊伍進入華清池，二道門衛兵抵抗，被擊倒。第一、第二營隊伍擁入二道門，從左右兩方面展開攻擊……第二營的隊伍先沖進五間廳，發現蔣介石已不見了……”“搜山令下，衛隊第一、第二營在華清池已集中了約600人的隊伍，拉開距離向驪山方向搜索……孫銘九聽見士兵喊聲，立即走上前去，隻見蔣介石身穿古銅色綢棉袍，白襯褲，光著一隻腳……”

究竟誰是攻打華清池“捉蔣”的主將，誰是打響西安事變第一槍的人？讀了上述事實，讀者自己可作出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