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中共對美關系始末【2】

　　三

　　包瑞德離開延安之后，葉劍英根據美國當局對我方政策的變化，在與美軍觀察組的會談中，既堅持了原則立場，又注意了斗爭的靈活性。1945年6月2日，也就是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公開發表扶蔣反共聲明之后，葉劍英應美軍觀察組的邀請，同畢德金中校、斯文生少校及斯特爾上尉進行了會談。會談中，美軍觀察組提出，根據美軍魏德邁將軍的指示，他們要負責在華北建立美軍通訊網，在延安數英裡內設立由美方人員管理的偵察電台，並要求派氣象人員去晉綏進行風雲測量，派人與八路軍司令部有關人員共同統計敵軍死傷數字，要求派兩架單引擎飛機到延安，以延安機場為基地，供他們作為聯絡、接取供應之用。對此，葉劍英著重指出：觀察組來延安一年，這一年可分為赫爾利聲明以前及聲明以后兩個時期。前期，雖然美軍總部並無合作的信件給我們，我方對美軍還是竭誠合作﹔后期，赫爾利發表聲明，美國公然宣布不願與我合作，既然不與我合作，怎麼又提出在我區建立通訊網的計劃呢？雖然如此，我們還是答應將你們的提議向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報告。葉劍英講完以后，斯文生仍然堅持要設通訊網，甚至無理地說：“我對政治、政策和陸軍，管不到。我是負責設立通訊網的。”葉劍英針對斯文生這種殖民主義者的態度，義正詞嚴地說：“斯文生少校奉命來此談通訊問題，在你自己是正確的，但我方不能如此單獨考慮問題。這裡有一個原則問題，請你們注意：我們有幾十萬軍隊，有一億人民，同你們合作抗日，可以縮短戰爭，對雙方都有利，這是我們所希望的。如果你們不合作，我們沒有外國幫助，仍然要抗戰下去。即使再打一千年也要打下去，而且一定能打勝。”美軍觀察組的無理要求為葉劍英斷然拒絕。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后，中共考慮通過和平談判，促使國民黨放棄內戰政策，實行民主改革。即使談判破裂，也可以使我方在政治上贏得主動，在軍事上贏得時間。出於這種考慮，中共中央決定同國民黨進行談判。但是毛澤東考慮到，談判過程將是非常艱巨的，談判中將會有一個打打談談的過程，並且隻有打痛了蔣介石，他才有可能讓步。但是我黨在“打”這一方面的准備明顯不足，其中最令毛澤東放心不下的是，當時由於召開七大，各解放區的主要將領都在延安，還來不及返回駐地。因此要實現既定的戰略目標，最迫切最關鍵的一步，就是要以最快的方式，把在延安的各路將領送往前線。毛澤東以非凡的膽識和智慧，決定借助美軍駐延安觀察組去實現這個目標。為此，他派出一直同美國軍方打交道的葉劍英出面辦理此事。

　　在一次與美軍觀察組的例行聚會中，葉劍英在向盟軍致以抗戰勝利的熱烈祝賀后，便以輕鬆的語氣提出想“借”一架飛機，送一批“干部”去太行山，至於這些干部的姓名、職務，葉劍英避而不談。美軍觀察組把接受葉劍英的這個要求當作是對長期愉快合作的一點小小回報，因此便毫不猶豫地答應了。

　　8月25日清晨，剛剛接到搭乘飛機通知的20位“干部”，匆匆趕到延安東關機場。這20人是：劉伯承、鄧小平、林彪、陳毅、薄一波、滕代遠、陳賡、蕭勁光、楊得志、鄧華、李天佑、江華、聶鶴亭、陳錫聯、陳再道、王近山、張際春、宋時輪、傅秋濤和鄧克明。他們是我黨當時各大戰略區的主帥和一批最善戰的高級將領。一架普通貨機上一下子集中了我黨這樣多的高級領導成員和軍事指揮員，這在我黨歷史上是空前絕后的。

　　毛澤東非常關心這次飛行安全，特地指派葉劍英和楊尚昆到機場檢查並組織登機，還要求每個人都帶上降落傘以備不測。黃華在看清將要乘坐這架美軍飛機的是哪些人以后，也不禁暗暗大吃一驚，他擔心飛行中萬一發生什麼緊急情況，這些不懂英語的將帥們無法同美國駕駛員通話，將會非常危險。因此，他便主動要求隨行擔任翻譯，楊尚昆批准了他的要求。9點多鐘，隨著螺旋槳的轉動，飛機順利起飛了。經過4個小時的飛行，飛機平安抵達晉東南的黎城長凝機場，這一消息立刻通過電波傳到延安統帥部，葉劍英長吁了一口氣，並將這個好消息報告給同樣焦急等待的毛澤東。聽完匯報，毛澤東臉上露出了笑容，他知道，他現在可以放心地去重慶了。飛機的平安抵達，使黨中央的這著險棋成功了一大半。

　　將帥們在機場附近稍事休息后，便分別趕赴各自的戰區。就這樣，美軍飛行員一次不明真相的飛行，使中共完成了本來需要艱難跋涉兩個月左右才能完成的戰略性輸送任務。各級將領到位后，經過一段時間的准備，便於9月上旬和10月中旬連續發起了上黨、平漢戰役，經過激戰，取得重大勝利，共殲滅進犯的國民黨軍6萬人。

　　四

　　日本投降后，蔣介石一方面聲稱要謀求國內和平，邀請毛澤東到重慶談判﹔另一方面又在和平煙幕的掩護下，加緊軍事部署和制造軍事沖突。美國政府為了扶持蔣介石反動集團，於1945年12月15日，任命前陸軍參謀長、五星上將馬歇爾為總統特使，以“調處”中國內戰的名義來華。面對這種形勢，中共採取“針鋒相對，寸土必爭”的方針， 一方面同蔣介石進行政治談判，並於1945年10月10日簽訂《國共雙方代表會談紀要》，爭取實現國內和平與民主，另一方面揭露國民黨的內戰陰謀，准備對付他們的軍事進攻。國民黨蔣介石由於在政治上、軍事上遭到一連串挫折，加上國內外輿論的壓力，被迫同意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根據中共中央決定，葉劍英參加中共代表團出席政協會議，並於12月16日乘飛機離開延安抵達重慶，協助周恩來同國民黨代表就停止軍事沖突等問題進行會談。12月23日，周恩來、葉劍英拜會了馬歇爾。1946年1月上旬，國共雙方代表達成《關於停止國內軍事沖突的協議》和《關於建立軍事調處執行部的協議》，簽發了《關於停止國共沖突的命令和聲明》。按照這些協議規定，軍事調處執行部（簡稱軍調部）作為履行停戰協議的機構，設立3個委員，其中一人代表中共，一人代表國民黨政府，一人代表美國。美國代表被邀請充任主席，作為三方會議的召集人。葉劍英作為中共代表，與國方代表鄭介民和美方代表饒伯森進行三方談判，調處國共之間的軍事沖突。

　　1946年1月13日，軍調部成員3人偕隨員由重慶乘專機飛往北平。軍事調處是軍調部的首要任務，是各項工作的重點。三方會談開始后，美國和國民黨代表就施展陰謀詭計，致使軍調部從成立之日起，就拉開了“戰斗”的序幕。其中，如何派遣執行小組，是國共雙方代表經常爭論的問題，也是國共雙方斗爭的第一個回合。當時，國民黨方面企圖通過派遣小組，謀取軍事上的好處，拼命要求往他們有利的地區派小組，我方當然不能讓步，雙方爭論十分激烈。葉劍英認為，在三種地區，即在我軍力量薄弱的地區、對方集結重兵的地區、對方可能利用的港口以及准備進攻的重點地區，都要爭取派出小組，以制止對方的進攻和揭露他們的內戰陰謀。同時，葉劍英充分利用一致協議的原則，來對付美蔣代表的勾結。因為在建立軍調部的協議規定，三方代表各有表決權與互商權，一切事宜必須三方一致同意，才能通過。葉劍英充分利用這條規定，使中共不受少數服從多數的約束﹔遇到美蔣代表聯合整我們的時候，則使用否決權，使美蔣的陰謀無法得逞。

　　1946年7月下旬，發生了一起美蔣軍隊聯合進攻解放區的嚴重事件，史稱“安平事件”。河北省香河縣安平鎮，位於平津公路東側，是北平通往天津的咽喉，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從平津公路的通縣至武清縣（楊村）50多公裡的地區，是八路軍從日本侵略者手上解放出來的，屬於冀東解放區。7月29日，美軍聯合國民黨部隊向安平鎮發動進攻，並以美機多架助戰，我軍被迫撤出安平，安平失陷。“安平事件”迅速引起了中外輿論和各方人士的關注。在軍調部，國方、美方代表不顧事實，首先向葉劍英遞交了所謂“抗議”備忘錄，稱美軍在安平遭到我軍“預謀”的伏擊，傷亡15人。葉劍英則根據晉察冀軍區副司令員蕭克從承德的來電，就美軍聯合國民黨軍向冀東解放區發動進攻一事，分別向饒伯森和鄭介民提出抗議。馬歇爾為把責任推到中共身上，四上廬山與蔣介石密謀策劃﹔美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也不停地奔走於南京與牯嶺之間。國民黨企圖借“安平事件”拉美反共，多次發表誣蔑我軍的談話。《中央日報》每天以一二千字的篇幅，大肆歪曲報道“安平事件”，擴大事態。

　　軍調部成員就三方遞交的備忘錄舉行會談，確定成立第二十五特別小組，調查誰先發動進攻和沖突部隊的番號及其主使者。針對國民黨和美國軍隊都是事件當事人這個新情況，葉劍英研究了斗爭對策，認為“安平事件”同以往的沖突事件性質不同，它表明美軍參加了中國的內戰，侵犯了我國主權。因此，要通過這個事件，把美方“調解人”的身份打掉，今后的談判，應由三方變成兩方﹔特別小組會談開始，應反對美方繼續擔任小組主席﹔小組的一切活動，應先確定調查程序，誰不按程序辦事，誰要負破壞的責任。特別小組在進行調查過程中，由於國民黨和美國代表頑固堅持先聽美方“証人”的報告，拒絕討論中共方提出的調查程序和小組主席問題，致使小組舉行11次會議，均不歡而散。

　　為打破小組會談的僵局，8月14日上午，軍調部成員按照三方對等的原則，就程序問題達成8條協議草案。會后，葉劍英與饒伯森帶著協議草案，同機飛抵南京，分別向各自的上級報告。中共代表周恩來、葉劍英同美方馬歇爾、饒伯森，在南京再次舉行會談。最后，由周恩來和馬歇爾批准了第二十五特別小組調查程序和小組主席由三方輪流擔任的協議。按調查程序規定，特別小組到安平鎮觀察了出事現場，聽取了美方3個“証人”的報告，訪問了香河縣我方的5個証人。最后，還訪問了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和駐華美國海軍陸戰隊司令駱基。至此，整個調查工作基本結束，可以商談向三委員寫出調查報告。但是，國民黨和美國的小組代表發現前段的調查事實對他們不利，又節外生枝，提出有兩個新証人，要求小組詢問。葉劍英為了早日結束此案，提出除詢問他們的新証人外，還要詢問參加作戰的國民黨有關官兵。國民黨代表表示反對，會談再度陷入僵局。后來，馬歇爾竟令美方代表單獨詢問所謂新証人，並說必要時可單獨發表公告。

　　由於美蔣代表一再破壞小組調查程序，使一個多月的調查工作，數度陷入停頓，難以進行下去。我方不得不根據調查材料，單獨公布事件真相。9月9日，中共代表團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葉劍英發表了《關於安平事件調查結果的聲明》，中共小組代表公布了《軍調部第二十五特別小組中共代表關於安平事件調查報告書》，使“安平事件”真相大白於天下。

　　葉劍英鄭重指出，安平的不幸事件，並非中共“預謀”的伏擊，而是美國海軍陸戰隊在冀東若干地區，不斷配合國民黨軍隊向解放區進攻的必然結果。他向美方提出四點要求：一、美軍應向我正式道歉，並保証不再發生類似事件﹔二、立即把安平鎮交還我方﹔三、駐華美軍應全部撤出中國﹔四、美國政府必須停止對國民黨政府和軍隊的援助，以維護中美人民之間的傳統友誼。葉劍英的聲明和我方關於“安平事件”調查報告的公布，澄清了真相，進一步激發了全國人民仇美反蔣的愛國熱情。盡管美方始終矢口抵賴，不承認美軍先開第一槍，但是，一個多月的調查，記錄在案，白紙黑字，証據確鑿。在這種情況下，美方不得不考慮直接卷入中國內戰的后果。9月中旬，馬歇爾被迫下令，撤走駐秦皇島和塘沽之間的美國海軍陸戰隊。

　　隨著內戰規模不斷擴大，軍調處的工作越來越困難。葉劍英在極端復雜艱險的條件下，繼續妥善處理各種問題。以后，形勢急轉直下，饒伯森通知葉劍英，他將於10月離華返美。接著，鄭介民也飛回南京。根據中共中央指示，葉劍英從9月份起，組織我方人員開始分批撤往解放區，留下少數人堅持工作。1947年1月29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和軍調部美方委員吉倫中將，送交葉劍英一份書面聲明，說明美國政府已決定結束與軍事三人小組及軍調部的關系，並幫助國共雙方代表撤回原地。從此，軍調部正式宣告撤銷。1947年2月21日，葉劍英帶領軍調部最后一批人員和物資，乘3架飛機離開北平，回到延安。吉倫代表美方、蔡文治代表國民黨方到機場送行。吉倫走到葉劍英面前，伸出手說：“哈羅，葉將軍，請代轉我對毛澤東先生、周恩來將軍以及曾在軍調部工作的先生們的致意！”葉劍英看看吉倫，淡淡地說：“軍調部已經不復存在了!還是我祝將軍閣下早日回到你的國家去吧!”吉倫臉一紅，張張嘴，想說什麼，但沒有說出來。葉劍英等人回到延安后，延安總部特意舉行宴會，招待軍調部中共代表團全體工作人員，對他們為了黨的事業，不辱黨的使命，表示親切慰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