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周總理處理后事【2】

　　主動請纓

　　我從1950年開始做周總理的口腔保健醫生，當時年僅27歲，在天津醫學院附屬醫院做口腔科住院醫師。我有幸到總理身邊工作，並不是因為我有多麼高超的醫術，而是因為我父輩和總理的深厚友誼。嚴格地講，還是因為我母親和鄧穎超年輕時在天津女子師范學堂是同學。1923年，我剛剛出生，鄧姨在天津搞學生運動，常常去我家，抱我玩。又因抗戰期間，我父親在重慶開牙科診所，總理在八路軍辦事處忙於國共合作，他們經常往來，我們晚輩都回避不過問大人的事兒。解放后，常聽總理兩老說起，父親解放前做過一些對革命有益的工作。1946年國共談判破裂后，總理就把上海新華社的辦公房子無償轉讓給父親居住。總之，他們之間的友誼非同一般。

　　1950年，總理需要鑲牙，把父親從上海叫到北京，診斷后父親認為自己年事已高，那種高精密度的工作已不能勝任。於是把我從天津叫來問：“你能為總理鑲這種假牙嗎?”由於我在學校實習時就開始做這種難度大的工作，畢業后又在專家指導下做了很多，所以認為比較有把握，就干脆地回答說：“能。”於是我在父親的指導下完成了這項任務，總理很滿意。以后隻要總理和鄧姨牙齒不好，他們就把我叫來。由於頻頻來京出診，1974年我被調到北京醫院工作。由於北京醫院的工作性質及任務，我成為一名為首長服務的口腔專業保健醫生。

　　1976年1月8日上午，我正在醫院高干門診上班。中午快下班的時候，我突然看到一列車隊從北門外開進醫院，由於此前對總理身體最近不太好有所耳聞，當時心裡就咯噔一下：“不好!”忙打電話詢問，果然是周總理上午9時已逝世，車隊將遺體護送到北京醫院太平間。我急忙交代了一下工作，匆忙趕到太平間。當時，我見到有哨兵在保衛著總理的遺體，但我還是決定留下來，因為我知道后面的幾天裡肯定有不少事情需要做。下午，我抽空向領導匯報我打算留下來幫助處理總理的后事。得到同意后，我就開始了那幾個難忘的日夜。

　　當天晚上，為周總理做遺體解剖。除醫療組的醫務人員外，衛生部的領導也在現場。手術由病理科馬正中大夫主刀。有些人已很久沒有見過總理了，當人們慢慢將被單掀開露出總理消瘦的面容和腹部的幾處手術傷疤時，大家的心裡都十分難過。當報告各個主要臟器都有癌瘤轉移時，有人再也忍不住哭出了聲音。盡管對醫務人員來說，遺體解剖是對醫學、對病人負責的嚴肅認真的科學工作，但大家因想到總理一生為革命、為國家、為人民鞠躬盡瘁，在最后的日子裡又飽受精神上和肉體上的折磨而悲痛不已。

　　周總理逝世后，“四人幫”愈加猖狂，三令五申“不准戴黑紗，不准開追悼會，不准去天安門”。然而，人心所向，戴黑紗的大有人在，去天安門悼念的人更是絡繹不絕。當時，北京醫院廣大職工出於對總理的熱愛，難忘總理對北京醫院無盡的關愛與教導，強烈要求醫院召開悼念會。

　　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醫院黨委在院長林鈞才的主持下，認真討論了群眾的意見，最后決定在北京醫院召開悼念會，並讓我主持。由於沒有悼詞，我們就以中央的訃告代替悼詞在會上宣讀。全院職工除了值班人員，幾乎全都參加了，把當時的小禮堂擠得滿滿的。會場上方懸挂著總理遺像，周圍擺滿了花圈，氣氛庄嚴肅穆，沒有人講話，隻有默默的哀悼和一片唏噓聲。追悼會后，很多人仍然依依不舍，不肯離去，有的人再次向總理遺像深深地鞠躬。后來遺體告別時，又安排了北京醫院職工在群眾告別的間隙分批向總理告別，滿足了大家的心願。

　　在此期間，醫院的各項工作井然有序，和當時社會上一樣。工廠裡，學校裡，大街上，公交車上都沒有什麼人談笑，人們化悲痛為力量，都在忘我地工作著，這些都充分表明了廣大人民群眾對周總理的崇敬和愛戴。

　　為總理穿衣、整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