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為何偏偏在鄧小平復職的當天要求“病休”？

本文摘自《鄧小平生平全紀錄》，蘇台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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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9月13日凌晨，隨著蒙古人民共和國溫都爾汗荒漠裡的一聲猛烈爆炸，歷史宣告了林彪反革命集團——這個“文化大革命”中孕育出的怪胎的徹底覆亡。

同年11月5日上午，鄧小平夫婦在他們“下放勞動”的江西新建縣拖拉機修配廠內，“享受”了一次相當“革命群眾”的政治待遇——和該廠全體工人一起聽中共中央《關於林彪叛國出逃的通知》（9月18日）的文件傳達。這時，已是林彪自取滅亡之后50余天了。對此震驚中外的重大事件，飽經風雨的鄧小平隻對家人說了八個字：“林彪不死，天理不容！”

“九一三”事件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抓住時機，毅然舉起批判極左思潮的旗幟，對“文化大革命”錯誤作初步糾正。就在領導這場批判極左思潮的斗爭中，周恩來對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擊，迫害的廣大老干部給予極大的關注，千方百計為他們的“解放”和重新工作創造條件。

1972年1月6日，長期受林彪一伙迫害的原國務院副總理、外交部長陳毅元帥不幸病逝。1月10日，陳毅追悼大會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隆重舉行。由於毛澤東突然親臨追悼大會，使得這次追悼會的意義和影響遠遠超出其本身的含義。在同陳毅親屬的談話中，毛澤東連稱陳毅“是1個好人、是1個好同志”。他還指著在座的周恩來、葉劍英等說道：“要是林彪的陰謀搞成了，是要把我們這些老人都搞掉的。”

就在這次談話中，毛澤東也提到鄧小平，並且是把鄧和時任第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劉伯承並列在一起的。說鄧是人民內部矛盾。顯然，毛澤東是將鄧小平劃出了自己的“對立面”。

對在場的周恩來來說，毛澤東對鄧小平問題的“定性”，正是他期待已久的1個信號。他深知，“黨內第二號走資派”一旦被“摘帽”，乃至被“解放”，勢必會帶動一大批“文革”中犯“錯誤”的老干部重新出來工作。這是一件對現在，對將來的中國政局都將產生決定性影響的事關全局大事。為此，他多麼希望這些老同志早一些得到“解放”啊！

於是，周恩來便當場示意陳毅的子女，將毛澤東對鄧小平的“評價”傳出去，為鄧小平的早日“復出”廣造輿論。

1972年8月3日，在江西南昌郊區被“下放”達3年之久的鄧小平，再次親筆致信毛澤東，一方面繼續批判林彪罪行，同時也向黨中央提出願為黨和人民做一點工作的要求。8月14日，毛澤東就該信批示周恩來，指出：

鄧小平“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小平）、毛（澤覃）、謝（維俊）、古（柏）4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他沒有歷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他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除此以外，進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做”。

在“文化大革命”中再度起用其他黨的高級領導干部一樣，毛澤東無疑是“解放”鄧小平最終決策者。

據鄧小平女兒毛毛撰文回憶，正是在這個時候，“我們家的政治環境開始有了一些轉機，生活待遇也較以前逐步好轉”。隨后，中央又批准鄧小平提出關於讓其子鄧朴方回京治病的請求。

1972年下半年，是周恩來領導的批判極左思潮斗爭深入發展的時期。在這段時間裡，批判極左思潮繼續在落實干部政策方面進行，並且在短時間內取得了相當的成效。

在周恩來的努力下，“文革”中屢遭批判的朱德、陳雲、李富春、徐向前、聶榮臻、烏蘭夫、譚震林、李井泉、王稼祥、廖承志、廖志高、曾希聖、葉飛、蔣南翔等一批老同志，或在一些公開場合頻頻露面，被解除長年的監護，得以住院治療。由此，帶動出中央和地方黨政軍部門的一大批高中級領導干部先后復出，復職。

對於解放老干部的問題，在這一段時間裡，周恩來可以說是殫精竭慮，費盡心血。比如，在具體步驟、方法上，他就作過這樣的說明：“落實干部政策，上頭的‘解放’了，政策就明確了﹔‘標杆’有了，下邊就會跟著落實。難度大的，先從容易的入手﹔容易的解決了，難的也就容易。”

“從上到下”。最“上頭”為誰？此時非鄧小平莫屬。自毛澤東作出關於鄧小平同志的“八?一四”批示后，周恩來原本打算先樹起這一最大的“標杆”，以明確政策，“解放”一大片。但在“落實”過程中，卻首先在黨內高層受阻尤其當批判極左思潮受挫、碰上否定“文化大革命”這一“難點”后，他不得不繞開“難度大的”，走“先易后難”之路﹔即選擇“薄弱環節”進行突破，繼而打開全局。

從事情的內在聯系上看，周恩來領導的批判極左思潮的斗爭和鄧小平“復出”一事是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如前所述，對周恩來來說，“解放”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廣大老干部，以落實黨的干部政策，正是他提出的批判極左思潮的重要方面之一﹔而鄧小平的復出，無疑將對這場斗爭產生極為有利的巨大影響。

對於江青一伙來說，凡是不利於“文化大革命”名聲的事情，都必然堅決反對。其中，不僅包括批判極左思潮，也必然包括解放老干部，特別是“黨內第二號走資派”鄧小平的“復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