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為何偏偏在鄧小平復職的當天要求“病休”？【2】

隨著批判極左思潮斗爭的起伏，在解決鄧小平的問題上，便悄悄地集中了黨內對於“文化大革命”認識上的種種矛盾和沖突。這樣，雖然有了“最高指示”（即毛澤東的重要批示），即遲遲不見“下文”。似乎這件事情就這樣過去了。

就在毛澤東關於鄧小平問題的批示被“擱置”了四個月之后，1972年12月18日，周恩來提筆致書紀登奎，汪東興二人：

昨晚主席面示，譚震林同志雖有一時錯誤（現在看來，當時大鬧懷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勢所激成的），但還是好同志，應該讓他回來。

此事請你們二人商辦，他在桂林摔傷了骨頭，曾請韋國清同志注意幫他治好。王良恩同志了解其情況，可問他關於震林同志一家的近情。

鄧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點工作，請你們也考慮一下，主席也曾提過幾次。

周恩來

一九七二.十二.十八

在這封信中，周恩來提及毛澤東於“昨晚”（即12月17日）談及譚震林——這位1967年“大鬧懷仁堂”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好同志”，“應該讓他回來”，即回京安排工作。同時，又著意提到鄧小平。

從字面上看，毛澤東“昨晚”的談話中未必提及鄧的問題﹔而周恩來信中卻強調毛澤東過去“曾提過幾次”其中，自然包括四個月前他對鄧小平來信作的長近200字的批語。周恩來之所以舊事重提，要求“考慮”鄧小平的問題，正表明他對這件事情的不同尋常的關注，由此，產生了他極力推進鄧小平復出的這封至關重要的信件。

終於，歷史叩開了鄧小平“第二次復出”的大門。

1973年2月，年近七旬的鄧小平突然接到中央的通知，要他於近期返回北京。當然，這也許已是一貫沉穩而不動聲色的鄧小平早在預料之內的事情了。幾天后，鄧小平偕全家登上回京的火車，離開伴他度過了整整3年多時光的江西南昌郊外的那座“將軍樓”。

與此同時，在北京的周恩來正式告知中央辦公廳負責人汪東興，要他安排好鄧小平同志回京后的住所﹔並要汪通知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員開會，專門討論中共中央關於鄧小平復職問題的《決定》稿。

自2月下旬起至3月初，周恩來連續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專題討論鄧小平的問題。盡管政治局裡充滿了斗爭，然而，最終的結果是，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了《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

在當時“左”的思想指導下，黨中央的這個《決定》並沒有為鄧小平的所謂“錯誤”進行平反﹔相反，《決定》還以落實對犯錯誤干部的政策為其出發點，繼續維護“文化大革命”，表明當時對解決鄧小平問題的一種歷史的局限性。然而，根據中央這個《決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得以復出的事實本身，就是對“文化大革命”錯誤論點和做法的一種否定。它對於進一步“解放”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擊迫害的廣大老干部，無疑是起了示范和推動作用。

就在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鄧小平復職的《決定》的當天，周恩來正式向中央政治局請假，要求“病休”兩周，中央的日常工作交葉劍英主持。

周恩來的這個舉動說明了什麼呢？

自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在親自領導批判極左思潮的斗爭中，周恩來一直夜以繼日地超負荷工作，致使身本每況愈下，多次出現便血症狀。1972年5月，醫務人員首次在周恩來體內查出癌細胞。為此，毛澤東曾以“休息，節勞，不可大意”勸戒。同時，醫務人員也一再提醒他減少工作，配合治療。但周恩來卻毫不在意，仍堅守“崗位”。直至鄧小平復職一事終成事實，心力交瘁的周恩來才正式向中央告假休息。這就再次說明，解決鄧小平問題在周恩來心中佔有的特殊重要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