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不同的周恩來和毛澤東是如何“相忍為黨”的？【2】

“攻打贛州不是早已開始了嗎？老毛右傾保守，能信任他去解難？”賀子珍在一旁插語。

　　項英一聽，頓時面露三分愧色，似乎自責當初不該雙手贊成攻打贛州，奪取中心城市的方針。此時此刻，他隻好如實地向毛澤東說：“敵人城防堅固，援兵又到，我軍傷亡很大，紅軍處境非常困難……”

　　項英介紹完戰況，擔心毛澤東不願下山收拾這個困難局面，正想用什麼話來說服對方，沒想到毛澤東敏捷地站起來，語氣沉重地說：“那你先走一步，我隨后就下山！”

　　但項英遲遲不肯離去，直到毛澤東叫警衛員收拾行李時，這才慢慢離開。剛走二三裡路，項英又折身回來，再次懇切地說：“澤東同志，看在恩來同志的份上，請早點下山吧！”

　　毛澤東爽朗地回答：“同志，你放心，不會叫你三顧茅廬。我還是個共產黨員，總得要顧全大局！”

　　恰巧這時，風雨驟來。賀子珍放心不下地說：“等雨過后再下山吧！”

　　“不能等了，這是人命關天的大事，你慢慢來吧！”毛澤東邊卷褲角邊說著。

　　“你身體不好，再淋病了……”

　　毛澤東開玩笑地說：“我一到戰場，病就好了。”說著，毛澤東迎著風雨下山了！

　　毛澤東到來后，堅決主張紅軍立即撤出贛州之圍，開到贛西南休整。４月，周恩來接受了毛澤東提出的龍岩、漳州戰役計劃，並任命毛澤東以中央政府主席身份率領紅軍東路軍攻打龍岩、漳州，雖說有點“名不正，言不順”，但毛澤東不顧這些。周恩來還親自到長汀做毛澤東的“后衛”，擔任后方供應和組織工作。毛澤東出師獲勝，再次表明他的戰略目光確實高人一籌。周恩來對毛澤東也更加理解和信任了。

　　7月下旬，周恩來到前方，與毛澤東、朱德、王稼祥一起指揮紅軍作戰。當他進一步了解毛澤東的戰略指導思想之后，立即給予肯定，認為“前方決定於實際於原則均無不合”。同時發覺毛澤東以臨時政府主席身份“隨軍行動”確實不方便。

　　於是，7月25日，周恩來立即與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聯名致電中共蘇區中央局，提議“部隊改設政委制，毛澤東任總政委”。開始中央局不同意，堅持任命周恩來為總政委。

　　為此，7月29日，周恩來又以個人名義復信后方中央局，強調說明：如果由他任總政委，將“弄得多頭指揮，而且使政府主席將無事可做”，而且毛澤東“以政府主席名義在前方，實在不便之至”，“澤東的經驗與長處是指揮作戰”，“須盡量使他發揮”，“由澤東負責！可指揮適宜”。經過周恩來再三堅持和力爭，中共蘇區中央局終於同意，任命毛澤東為紅一方面軍總政委。

　　8月8日，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懷的名義發布了正式任命毛澤東為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命令。但是，在“左”傾路線的統治下，不管是毛澤東的才華，還是周恩來的苦心，都未能給毛澤東解脫困境。

　　面對蔣介石國民黨發動的第四次反革命“圍剿”，蘇區中央局堅持要執行中央的“積極進攻路線”，要紅軍去攻打中心縣城，主動去進攻敵人，找敵人主力去決戰。為了統一前后方的戰略指導思想，在寧都召開了一次中央局會議。會上，毛澤東毫不客氣地站出來反駁蘇區中央局的主張，大膽地提出了自己及前方中央局諸領導人的戰略指導計劃。這一下可捅了“馬蜂窩”，立即引來激烈的駁斥之詞，說毛澤東自1932年8月重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以來，一貫與中央路線相對抗，號召全黨全軍對毛澤東的右傾錯誤觀念要給予及時無情的打擊，對毛澤東在軍內的職務必須立即免除。中央局成員提出：“由恩來同志負責戰爭領導總責，澤東同志回后方負中央政府工作責任。”

　　周恩來是后趕到會場的。會上冒出這些問題，也是他會前根本沒有預料到的。他自從跟毛澤東在廣州結識以來，特別是這次來中央蘇區，跟隨紅一方面軍一起在前線，跟毛澤東朝夕相處，他開始了解毛澤東。對毛澤東的遠見卓識、氣度才華及一整套獨特的戰略思想，他頗為佩服。

　　周恩來在發言中檢查了在前方的同志“確有以准備為中心的觀念”，肯定“后方中央局同志集中火力反對等待傾向是對的”﹔同時他維護了毛澤東。他提出，“澤東積年的經驗多偏於作戰，他的興趣亦在主持戰爭”，他“如在前方則可吸引他貢獻不少意見，對戰爭有幫助”。周恩來堅持毛澤東應當留在紅軍中工作，為此提出了兩種解決辦法，“一種是由我負主持戰爭全責，澤東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種是澤東負指揮戰爭全責，我負監督行動方針的執行”。這兩種辦法，都與原來情況相似，因為周恩來原來是以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隨軍行動，對軍事行動方針是具有決定權的。參加會議的大多數人都認為毛澤東“承認與了解錯誤不夠，如他主持戰爭，在政治與行動方針上容易發生錯誤”。毛澤東自己則認為既然不能取得中央局的信任，就不贊成后一種辦法。結果是會議通過了第一種辦法，並批准毛澤東暫時請病假。這樣，中共臨時中央不要毛澤東管軍事的意圖，這時候終於實現了。

　　毛澤東臨行前，周恩來騎馬給他送行。周恩來拉著毛澤東的手，深情地說：“你放心去吧，敵人的第四次反革命‘圍剿’是一定能打破的！”

　　毛澤東會意地點點頭，說：“如果前方需要我，給我捎個信，我會立即趕來。”

　　分手時，周恩來還是留下了那句話：“照顧大局，相忍為黨！”

　　毛澤東再一次走了。

　　決定他出走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性格。毛澤東在他那個家庭中自幼養成的是因家教過嚴受壓抑，而迫切需要張揚個性的叛逆性格，是習慣於“同中求異”的思維方式。周恩來呢，他又要服從多數，顧全大局，又要尊重中央，想不通也要暫時忍下去，繼續干，他與毛澤東的性格不同。周恩來自幼所處的是不斷“走下水”的家庭，他渴望的是安定、和諧與維持，這使他養成善於在“異中求同”的思維方式和務實的處世作風，並使他在后來繁雜的政治斗爭中，體現出溫和而熱情強干，忍讓而不失原則，謹慎而勇於果斷等對立統一的性格側面。

　　寧都會議后的一段時間內，紅一方面軍發布命令時，周恩來總是先署上“總政委毛澤東”，自己以“代總政委周恩來”的簽署放在毛澤東的名字后面。在10月份制定的“絕密”的《紅一方面軍建寧、黎川、泰寧戰役計劃》書上，他親筆注明：“如有便，請送給毛主席一閱。”他還親自告訴機要秘書：“以后軍事計劃、命令等，都要送給毛主席看。”這一切，充分表現了周恩來對毛澤東的信任和尊敬，而他當時絕沒有想到毛澤東后來會成為全黨的領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