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蔣介石對共產黨大開殺戒時周恩來在哪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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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4月12日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黑色的日子。這一天，蔣介石指揮的國民革命軍在上海開始捕殺共產黨人，實行“清黨”。

　　這個時期，正是大革命和北伐戰爭取得決定性勝利的時候，並肩戰斗的國民黨人和共產黨人為何突然變成仇敵?“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其中有政治的原因、黨派的原因，還有共產國際的影響在內。如果詳細敘述，既煩瑣又不得要領。其實，兩黨的國民革命觀念從開始就是不一樣的，這導致了工農運動中一系列的沖突。當革命和北伐即將取得最后勝利，要建立全國政權的時候，國民黨對共產黨就不客氣了。

　　國共“分家”是早晚的事

　　國民黨本來是個組織鬆散的政治團體，孫中山一直想用暗殺、暴動等手段推翻清王朝。由於沒有堅強的組織和自己的軍隊，清朝瓦解之后，軍閥勢力取而代之。沒有軍事實力的孫中山隻好把大總統拱手讓給袁世凱，民國又進入了軍閥混戰的時代。孫中山想依靠廣東軍閥戰勝北洋軍閥，結果又以失望和逃亡告終。這時，蘇聯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並指示中國共產黨與其合作。孫中山制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並在蘇聯幫助下，組建國民革命軍。

　　在孫中山最危難的時候，蔣介石來到他的身邊，成為他最信任的干部。1923年8月，在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的安排下，孫中山派蔣介石和共產黨員張太雷等4人赴蘇聯考察軍事政治和黨務。

　　蔣介石從蘇聯取經回國，創建了黃埔軍校，在此基礎上組建國民革命軍，並仿照蘇聯紅軍的政治體系，建立了國民黨黨代表制度。國民黨開始有了自己的武裝，走上了發展壯大的道路。但是蘇聯之行，使蔣介石得到一個切身感受：“蘇維埃政治制度乃是專制和恐怖的組織，與我們中國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關於此點，如我不親自訪俄，決不是在國內時想象所能及的。”這是他日后決意鏟除共產黨的思想基礎。

　　中國共產黨是在共產國際的直接幫助下建立的。與國民黨不同的是，共產黨從成立的那天起，就不是一個獨立的政黨，而是隸屬於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中共接受共產國際的指示，服從國際的路線，接受國際提供的經費，在領導人的安排上，更是完全聽命於國際。這個起點對中共后來的發展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在國際指導下形成的幾次左傾路線，給中國革命造成重大損失。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是在上海法租界裡秘密舉行的。在相當一段時期內，中共隻能秘密發展。1923年7月，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來中國，幫助孫中山改造國民黨，確立新三民主義的政治綱領，並與中共領導人磋商，使孫中山接受共產黨人跨黨加入國民黨，實現國共合作。

　　有了合法地位，中國共產黨的力量迅速發展起來。大批革命青年投入黃埔軍校，一些著名的共產黨員擔任黃埔軍校的教官和國民革命軍的各級黨代表。更多的共產黨員深入城市鄉村，開展轟轟烈烈的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

　　大革命時期廣東、湖南的農民運動，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革命。千百年來，統治鄉村的都是地主和鄉紳。美國學者費正清寫道：“在地方上，當地的小紳士，以及有時也可能出現的大紳士，他們左右著眾多的事情。他們共同主管各種公共事務，如修橋梁，設津渡，建圍牆和寺廟，籌措學校和書院的費用，發起和印刷地方志……”然而，並非所有的地主鄉紳都這麼樂善好施，也有一些地主豪紳稱霸鄉裡，無惡不作。他們侵奪窮人田產，放高利貸，壓榨佃戶，把持宗祠，勾結官府。

　　當共產黨開始在廣東、湖南、湖北、江西等地發起農民運動，群眾抑郁多年的仇恨像火山一樣爆發了。各地紛紛成立農會，取代地主宗族把握鄉村的權力。對土豪劣紳，農民採取吃大戶、戴高帽子游街、清算罰款的手段，直至公審槍斃。一時間搞得天翻地覆。

　　其實，大多數農民天性憨厚老實，隻要有幾畝田能維持生計，一般不會去造反。特別是打人殺人這樣的暴烈行動，輕易不會去做。共產黨要發動和組織農民起來反抗地主和官府，是很不容易的。

　　農民運動究竟怎麼搞?開始誰也不知道。隻要是造反，把過去的制度全部推翻就是了。這一來搞得鄉裡大亂，地主鄉紳頭等的跑上海，二等的跑漢口，三等的跑長沙，四等的跑縣城。他們到處制造輿論，咒罵農民運動是“痞子運動”。

　　鄉紳的輿論引起了中共領導層的關注。主持湖南農民運動的李維漢(羅邁)晚年在回憶錄中承認：“在這場農村革命的大風暴中，不可避免地出現一些‘左’的偏差，諸如擅自捕人游鄉，隨意罰款打人，以至就地處決，驅逐出境，強迫剪發，砸佛像和祖宗牌位，等等……此外，還沖擊了少數北伐軍官家屬 , 引起同湖南農村有聯系的湘籍軍官的不滿。”(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卷，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

　　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本人就是大教授，他對農民的造反是很不贊成的，也不願意因 此引起國共合作的破裂。1926年底 ，他與中共湘區委員會書記李維漢多次談話 , 要李採取措施限制農民運動的發展。在1927年1月的中央會議上，陳指責農民運動“過火”、“幼稚”、“動搖北伐軍心”。遵照陳的指示，湖南黨組織在1927年初進行了“洗會”，把一些行為不端的流氓無產者清出農會，以平息國民黨內的不滿。

　　農民斗爭地主，毛澤東是完全支持的：“凡是反抗最力、亂子鬧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為惡最甚的地方。農民的眼睛，全然沒有錯的。誰個劣，誰個不劣，誰個最甚，誰個稍次，誰個懲辦要嚴，誰個處罰從輕，農民都有極明白的計算，罰不當罪的極 少。”毛澤東還提出了一個驚人的口號：“有土必豪，無紳不劣。”

　　毛澤東的文章，在黨內引起爭議。陳獨秀肯定是不能接受的。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瞿秋白支持毛澤東，他要求把毛的文章印成小冊子，並寫了一段熱情洋溢的序：“中國革命家都要代表三萬萬九千萬農民說話做事，到戰線去奮斗 , 毛澤東不過開始罷了。中國的革命者個個都應當讀一讀毛澤東這本書……”

　　農民在鄉村裡造反，工人運動更是熱火朝天。共產黨在各城市成立工會，領導工人與資本家進行斗爭。長期以來，工人的勞動強度極大，工作環境和各種保障極差，工資非常微薄，多數不能維持最低限度生活。工資的增加趕不上物價的增長，實際生活水平未見提高，反而下降。各工廠工作時間每天都在10小時以上，有的更是“自雞鳴以至夜半，自歲首以至年終，無向晨昏，無向寒暑”。加以民國初期軍閥混戰，造成交通阻塞，工廠倒閉，失業嚴重，工人真是痛苦不堪。

　　工人運動使國內民族資產階級感到不安和反感。1926年11月，上海民族資本家榮宗敬聯合同業致函漢口勞資仲裁委員會，對於漢口工潮表示不滿，認為“增加薪資，減少工作，而服務未見勤奮，出品未見優良”，擔心這樣下去，“馴至層波疊浪，愈演愈烈，商店歇業，工廠停機，市面蕭條 ，為何如景象!”

　　在這方面，國民黨人與民族資本家的立場是一致的。在漢口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朱霽青分析工運問題說：“工人生活的痛苦，大部分由於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本國的大資本家並不很多。在武漢許多大企業都是外國人經營，我國資本家經營的大企業很少。今日要增進我國工人利益，必須勞資協作來抵抗外國的經濟壓迫，要在勞資兩利中去求取工人的利益……現在共產黨動輒以罷工手段來對付本國資本家，無異摧殘我國幼稚之工業發展。工廠關閉，工人有何利益可言?反而有害。縱然以罷工手段對付外國企業家，罷工又多半是政治性的，一旦外資撤退，我國工人必然要遭受失業的痛苦。”

　　這樣，國民黨在政治上與資產階級站在了一起，與共產黨產生了矛盾和沖突。國民黨的主旨，是推翻帝國主義和軍閥，建立一個三民主義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而共產黨則是按照馬列主義無產階級革命的觀念，要以暴力革命推翻一切剝削階級，建立一個工農掌權的無產階級專政政權。這種大方向的不合，預示著國共合作早晚要分家。而工人運動則成為國共分裂和政治斗爭的導火線——1927年3月，國民革命軍第一師在江西贛州槍殺總工會委員長陳贊賢，成為一個重要的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