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蔣介石對共產黨大開殺戒時周恩來在哪兒？【4】

　　陰雲翻滾，共產黨人何去何從

　　上海共產黨人的唯一出路，是逃往武漢。

　　汪精衛主持的武漢國民政府，當時還與鮑羅廷和中共中央實行合作。4月10日汪由上海回到武漢，受到共產黨及群眾的萬人歡迎。汪發表演講，聲稱要加強國民黨中央的權威和紀律，並手書“革命的向左邊轉，不革命的快走開去!”刊登在報紙上，矛頭指向蔣介石。4月18日，蔣介石通電在南京組織國民政府。22日，武漢國民政府由汪精衛領銜，孫科、鄧演達、宋慶齡、張發奎、吳玉章、毛澤東、惲代英等聯名發布通電，斥責蔣的分裂行為。這就形成了“寧漢對立”的局面。

　　4月下旬，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嚴重，大批共產黨人紛紛離開上海前往武漢。據武漢報紙稱，上海工人糾察隊總指揮顧順章於22日抵達武漢，對記者控訴蔣在上海屠殺共產黨人的罪行。顧是來參加中共五大的上海代表，動身應該早些。據陳獨秀的秘書鄭超麟回憶，陳在4月初就離開上海去武漢，而他是在22日前后秘密離開上海的。與他同行的是團中央的陸定一。他們登上了一艘英國輪船，前后有兩艘英國軍艦護航，因此國民黨特務不能上船捉人。雖然票價昂貴，船上還是擠滿了人。鄭在船上發現了中央委員羅亦農和李立三，還聽說郭沫若也在船上。船在南京沒有停留，過了安慶后，船上的人員開始活躍起來，高談闊論，原來多數都是逃離險境的共產黨人。(《鄭超麟回憶錄》上冊，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

　　這時，周恩來在哪裡?官方的《周恩來傳》與《年譜》都語焉不詳。還是周恩來晚年自己講了出來。1973年9月，周恩來、鄧穎超陪同法國總統蓬皮杜訪問上海。那天上午，周恩來來到上海大廈18樓等候外賓，在貴賓室，他走上外邊的陽台，俯視著黃浦江和外白渡橋，旁邊有一座英國式的老建筑，是浦江飯店。周恩來告訴上海陪同人員：“過去這裡叫禮查飯店，是公共租界裡一座比較豪華的飯店，我在這裡住過，那還是在1927年‘四一二’事變以后……”周恩來講起了一段塵封40多年的往事：“1927年上海工人武裝起義勝利以后，蔣介石叛變革命，當時的形勢很緊急，根據黨組織的決定，我和鄧穎超住進了禮查飯店。”第二天，鄧穎超向陪同人員証實了此事。她說：“對!對!那可是一個高級的飯店吶，當時住的都是外國人和‘高等華人’。我們住進去以后也要充闊佬：恩來穿的是西裝革履，我呢，身上穿的是旗袍，腳上著的是高跟鞋，冒充闊太太。我們在禮查飯店足足住了兩個多月，不能出門，靠地下黨組織派人來聯系。真把我們給憋死了!”

　　禮查飯店是美國人在1910年建的一幢6層樓高、具有英國新古典主義風格的維多利亞巴洛克式建筑。在華懋飯店(今和平飯店)、國際飯店尚未建成之前，這是上海最豪華的賓館。西方名人政要來上海，多下榻於此。由於地處租界，又是名流薈萃之地，國民黨當局是不敢上門捉人的。禮查飯店價格昂貴，周居住的311房間是套間，當年的房價是每天12元，相當於上海普通人家一個月的生活費。據記載，4月25日，釋放周的國民黨軍師長斯烈通報：國民黨懸賞2.5萬元緝拿周恩來，周此時應該正在酒店隱蔽。5月中共在漢口召開五大，周被缺席選舉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兼秘書長。5月下旬，周才秘密乘坐英國輪船到達漢口。

　　周恩來在白色恐怖期間能隱身豪華賓館，實屬特例。這麼高的費用如何支付?從當時發生的另一件事中似乎可以找到答案。7月2日，中共中央委員、上海第三次武裝起義負責人趙世炎(施英)在上海被捕。新聞報道稱：“(施英)乃該黨中之著名人物……北四川路志安坊190號之機關，由史(施)主持。故挾巨款以便發給其手下黨徒之需……將史拿獲。搜出鈔票38832元，當時猶不知系屬史英也。”由此可見，在中共早期沒有固定的財務制度和機構的情況下，黨的經費均由負責人分頭掌管。領導人親自把握錢財的情況，在中共黨內長期存在。(1941年3月，新四軍政委項英在皖南事變后藏匿於山洞中，因隨身攜帶黃金，被副官劉厚總謀財害命，是一個典型案例——作者注)

　　在這個陰雲翻滾的緊要關頭，中國共產黨人何去何從?遺憾的是，在共產國際的遙控下，中共中央不但沒有做出有力的決策，反而自己亂了陣腳。

　　當時中共中央的太上皇是共產國際顧問鮑羅廷。他1923年秋來中國，任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並被孫中山聘為國民黨高等顧問。他提出改組國民黨的具體計劃，使第一次國共合作形成。北伐時期，他支持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國民政府，讓共產黨人在政府中發揮骨干作用。當蔣開始清黨后，老鮑更加依靠武漢政權，所以對汪盡量拉攏。斯大林對鮑逐漸不滿，於1927年2月派印度人羅易到中國，以共產國際特使的身份“指導中國革命”。4月羅易到漢口后，與中共總書記陳獨秀和鮑羅廷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發生矛盾沖突，中共中央內部產生了分裂。

　　首先，在軍事行動方面，陳獨秀、彭述之、張太雷和鮑羅廷主張北伐，攻打張作霖 ; 羅易和蔡和森主張立即實行土地革命，鞏固湖南、湖北根據地，北伐應該在實行土地革命的條件下進行;張國燾、譚平山主張南征，首先討伐廣東軍閥;瞿秋白、周恩來、羅亦農則主張東征討蔣。爭來爭去，還是按照鮑羅廷和汪精衛的意見，繼續北伐。

　　寧漢分裂，蔣佔據長江下游，正常的經濟往來大受影響。5月中旬以后，武漢地區的財政經濟形勢急劇惡化。漢口的銀行錢庄關門，商人們停止兌換銅元，拒絕中央票幣。百姓蜂擁至中央銀行，銀行閉門，兵士將群眾驅散。工廠也相繼停工停產，許多人攜家帶口逃入租界或乘船東下，僅遷入租界避難的市民即達3800戶，40000多人。油、鹽、柴、米和日常用品奇缺，價格陡漲。湖北省總工會為鎮壓反革命、穩定社會秩序，向各基層工會發布命令：1.調查各錢庄所有銅元之數量，保証兌換，不得拒絕中央紙幣。2.調查收集糧食，供給武漢百姓，不得抬高物價。買米一石內自由交易 , 一石至五石須得黨部、總工會証明。3.禁止碼頭工人，汽車、馬車、人力車、手車工人替人搬家。這些措施帶有明顯的強制性，執行過程中弊端也不少，不僅未能平息社會動亂，反而搞得人心惶惶。

　　武漢社會經濟形勢的惡化一方面是蔣的南京政府對上游的封鎖造成的，另一方面也與當時武漢的工人運動和湖南湖北的農民運動造成的動蕩有關。

　　劉少奇對當年左傾錯誤的反思

　　10年后，劉少奇對當年工人運動的左傾錯誤進行了反思。他在給張聞天的一封信中說：“當時在長沙、武漢、廣州等城市，工人運動中的左傾錯誤是很嚴重的……提出使企業倒閉的要求，工資加到駭人的程度，自動縮短工時到四小時以下。隨便逮捕人，組織法庭監獄，檢查火車輪船，隨便斷絕交通，沒收分配工廠店鋪，這些事在當時是較平常而且是極普遍的。”“這些事干起來而且越干越厲害，在社會上、政治上、經濟上、人心上要發生嚴重的影響，這是無疑的。企業的倒閉，資本家的關門、停業與逃跑，物價的飛漲，物資的缺乏，市民的怨恨，兵士與農民的反感(當時有許多小城市的工會被農民搗毀，而且是農民協會領導的)，軍官與國民黨人的非難，就隨著這種左傾的嚴重程度而日加嚴重起來。而工人運動當時是共產黨員負責的，這一切非難，就都加在共產黨身上。人們並不責備工人，而責備這是出於共產黨的指示，這就影響共產黨與各方面的關系。”(劉少奇《關於大革命歷史教訓的一個問題》，《黨史研究資料》第2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農民運動也出現了失控的局面。據國民黨方面調查5月間湖南情況說：“先是共產黨大捕彼輩所認為土豪劣紳者，各地監獄為之充滿……各縣鄉村，同時宣布戒嚴，凡無農會工會之徽章，不能通行，否則視為奸細，或土豪劣紳逃亡者。於此時也，商不安於市，農不安於野，人人自危，家家恐怖。”汪精衛6月1日在武漢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上氣憤地說：“照他們這樣胡鬧，打到湖南，湖南完了;打到江西，江西完了;打到河南，河南又完了。中央隻好關門，還革什麼命!本席可以大膽說一句：農民協會是一個空前的錯誤，國共兩黨同志都應該明明白白承認的。我們看，農產品被摧殘完了，工商業家都打得跑光了。上不要中央，下不要人民，還革什麼命!”

　　這不是汪精衛個人的看法，而是武漢政府中多數國民黨人的看法。這就形成了一個局面：鮑羅廷和中共中央怕得罪汪精衛，汪又怕得罪手下的將領唐生智、張發奎和朱培德。然而拿槍杆子的軍官們認為共產黨危害了他們的利益，率先造起反來。5月間先后發生了夏斗寅和許克祥的叛亂。

　　這在武漢國民政府和中共中央引起很大震動。陳獨秀的秘書黃介然回憶：“陳獨秀認為都是農民‘過火’引起的，流露出一種理虧、內疚的心情。事變發生后，蔡和森、任弼時等同志和陳獨秀、譚平山等人爭論得很厲害。我記得陳曾說過：‘中央開會就像起哄，吵吵嚷嚷的，意見難以統一 。而在兩黨聯席會議上黨又要表示意見!’很覺為難。回想那時，陳獨秀真是六神無主，束手無策，情緒焦躁、慌亂，心情壞透了。”

　　陳獨秀在危急時刻的這種表現，其實已透露出他並不適合政黨領袖的職位。共產黨的重新崛起，還有待更有能力的領導者擔起重任。(未完待續)

　　(作者系中國軍事科學院研究員、上海交通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