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在住院期間沒有減少一點工作量【4】

　　在生命最后的時光，周恩來在病床上與相濡以沫半個世紀的妻子交談身后事

　　“文化大革命”以來，周恩來的處境是艱難的，與他相濡以沫半個世紀的妻子鄧穎超的處境同樣也是艱難的。她像很多老干部一樣，“是靠邊站的”。在當時那種嚴峻而復雜的形勢下，鄧穎超對自己採取了“與世隔絕”的辦法，實行一個“三不”主義，即不跟任何人來往，不跟任何人通信，不跟任何人見面。（參見《鄧穎超文集》，第288、290頁。）鄧穎超這樣做，是她親眼看到“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怎樣制造各種事端刁難

　　和攻擊周恩來，因此，她必須謹慎處事，不給他們以任何口實。

　　在那些混亂的日子中，鄧穎超特別心焦，但她能為周恩來分擔的事很有限，她隻能通過寫信、請衛士遞紙條等方式不斷提醒周恩來要重視自己的身體，提醒身邊工作人員盡量按時讓周恩來吃一口熱飯和獲得短暫的休息。直到周恩來病重住進醫院，他們才有機會每天在一起。鄧穎超陪伴周恩來走完了生命最后的旅程。

　　那時，鄧穎超每天都去醫院陪護，給周恩來讀文件、讀報紙。她有過這樣兩段內心獨白：“從感情上來說，我個人是非常難過的，但我是個黨員，要執行黨交給我的任務”（鄧穎超在醫療組全體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76年1月2日。）﹔“我用無產階級的堅韌性，高度地克制我內心的痛苦，在他病中還要用愉快的精神和恩來一起同疾病作斗爭”（《鄧穎超文集》，第159頁。）。她還說過：“我對醫療上不太了解，隻能從政治上、病中生活方面使總理得到些鼓舞和安慰”（鄧穎超在醫療組全體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76年1月2日。）﹔總理的病“能夠抑制一下，維持時間長一點，多為黨做幾年工作，就滿足了”（鄧穎超談話記錄，1973年10月5日。）。

　　鄧穎超積極配合大夫的工作，有時會提一些建議，如請中西醫共同研究一下﹔提議將周恩來的尿蛋白、紅血球以及睡眠、休息、服中藥的關系等列表研究等等。鄧穎超對醫務人員說：“我們要做好調查研究，細致地探討和摸索治療辦法。要有膽量和信心，意志要堅強。”她對醫務人員很尊重，“對大家長期以來的辛勤努力做出的成績也從內心表示感謝”。她充分肯定醫務人員的工作，常常予以鼓勵。她還用周恩來同疾病斗爭的精神，激勵大家：“總理在病中一直很堅強，和大家配合得很好。我們為他服務，也應和他一樣地堅強戰斗。”（鄧穎超在醫療組全體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76年1月2日。）

　　在病床上，周恩來終於有時間同鄧穎超多一些交談。交談中，他們從不涉及黨的紀律不許說的事情，這是從入黨那刻起養成的自覺習慣。他們認為黨的紀律對於每一個黨員來說都絕無例外，越是負責的黨員，越應該以身作則，越應該自覺遵守紀律，嚴守黨的機密。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麼混亂的日子裡，周恩來無論受到怎樣的委屈，對鄧穎超都是“守口如瓶，滴水不漏”。一天，周恩來對鄧穎超說：“我肚子裡還裝著很多話沒有說。”鄧穎超同樣回答說：“我肚子裡也裝著很多話沒有說。”當時，雙方都知道最后的訣別不久就會殘酷無情地出現在他們面前，但是，他們把這些話都深埋在心裡，永遠地埋藏在心裡。（參見《鄧穎超文集》，第277—278頁。） 周恩來和鄧穎超1925年結婚，風風雨雨半個世紀，感情非常深厚。如鄧穎超所說：“我們革命幾十年，出生入死，艱險困苦，患難與共，悲喜分擔，有時戰斗在一起，有時分散兩地，無畏無私。在我們的革命生涯裡，總是堅定地、泰然地、沉著地奮斗下去。我們的愛情，經歷了幾十年也沒有任何消減。”（《周恩來鄧穎超通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3頁。）周恩來對鄧穎超要求十分嚴格，有些近乎“苛刻”，他多次在任職、調級等問題上盡量“壓低”鄧穎超。1975年10月，鄧小平、葉劍英等提議，經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並報請毛澤東批示同意后，已決定由鄧穎超出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參見《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121頁。）但是，重病中的周恩來堅決不同意，硬是把這件事壓了下去。對此，鄧穎超從無怨言。她說：恩來這樣做，我很理解。鄧穎超把周恩來這些看似不近人情的做法，上升為堅持黨的優良作風的高度來理解。周恩來去世后，鄧穎超講過這樣一段話：“恩來生前是黨和國家的一位領導人，但他總是按照一個普通的共產黨員嚴格要求自己。他把自己看作是黨的人，是一個人民的勤務員。在幾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恩來始終如一地遵守著這條共產黨人的最重要的准則。他永遠保持和群眾的最密切聯系，從不搞特殊化。他一生為黨和人民雖然建立了許多功勛，但他從不居功自傲，而是經常檢討自己。他功勞越大，越是虛懷若谷﹔地位越高，越是感到肩上的責任重大，兢兢業業，戒慎恐懼。特別是我們黨處在執政黨的地位以后，他更是時時刻刻注意這個問題，嚴於律己，把搞好我們的黨風放在一個十分重要的戰略地位。作為他的親屬，又有什麼理由把自己放在一個特殊的地位呢？”（《鄧穎超文集》，第160頁。）

　　在周恩來生命最后的時光，周恩來和鄧穎超交談最多的也是十分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如何處理身后事的問題。

　　早在1956年，中央作出人死后實行火葬這個決定不久，周恩來和鄧穎超就商定，並相互保証，把“骨灰撒到祖國的大好河山去，撒到水裡、土裡去”。他們認為，這是“思想觀念上的重大變化”，是“移風易俗的重要改革”。（《鄧穎超文集》，第159頁。）

　　中央作出決定后，周恩來帶頭把父親的墳墓平掉，進行深埋﹔還把他老家淮安幾代親人的墳墓平掉、深埋，把土地交公使用。周恩來曾經講過：人死后為什麼要保留骨灰？把它撒在地裡可以做肥料，撒在水裡可以喂魚。他還主張人死了以后，可以做尸體解剖。鄧穎超回憶說：“當他知道自己的病不能挽救時，一再叮囑我，死后不要保留他的骨灰。”“葬儀要從簡，規格不要超過中央的任何人。”“一定不要特殊化。”（《鄧穎超文集》，第159、160頁。）

　　為了保証自己身后事的落實，周恩來在病床上兩次約見了鄧穎超的秘書趙煒。在第一次談話中周恩來說：“我和大姐10年前就約好，死后不保留骨灰。但我想，如果我先死了，大姐不一定能保証得了把我的骨灰撒掉，這件事得中央做決定，不過大姐可以反映我的要求。如果大姐死在我前邊，我可以保証她的願望實現。我要先死了，大姐的骨灰撒掉的意願你是保証不了的，但可以向中央反映她的要求，她還可以留下遺囑。”在第二次談話中，周恩來談到骨灰處理問題，他對趙煒說：“把我的骨灰撒到祖國的江河大地去做肥料，這也是為人民服務。活著為人民服務，死后也要為人民服務。”周恩來的兩次談話使趙煒很受教育，她說：“我對他們兩人更加敬仰了。多麼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者呀。”（趙煒：《西花廳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257、258頁。）

　　1976年1月8日上午9時57分，78歲的周恩來走完生命的旅程。

　　為了實現周恩來的遺願，鄧穎超沒有向組織提個人的要求，只是向前來告別的中央領導同志轉述了周恩來生前對后事處理的意見，並請求報中央和毛澤東批准。1月12日，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批准周恩來骨灰撒掉的請求。1月15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周恩來的追悼大會，鄧小平致悼詞。頭一天，這份悼詞送毛澤東審批。毛澤東因患嚴重的眼疾，悼詞是由工作人員讀給他聽的。毛澤東邊聽，邊“難以控制情緒，失聲痛哭”。工作人員問毛澤東是否參加周恩來的追悼會，毛澤東拍拍腿說：“我也走不動了。”（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634頁。）中央政治局考慮到毛澤東的身體狀況，沒有安排他出席周恩來追悼會。

　　追悼會后，鄧穎超親手打開周恩來的骨灰盒，用顫抖的雙手一捧一捧地把骨灰分裝在四個文件袋裡，為飛機撒放做准備。當晚，鄧穎超親自護送周恩來骨灰到通縣機場，西花廳黨支部的張樹迎、高振普參加了執行骨灰撒放任務。

　　飛機在夜空中起飛了。四包骨灰在北京上空、密雲水庫、海河、黃河入海口四個地方撒放掉，融化在祖國的江河大地裡，融化在人民之中。鄧穎超在黨中央的支持下，圓滿完成周恩來的遺願。

　　〔作者廖心文，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北京10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