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在住院期間沒有減少一點工作量【3】

　　病中的周恩來受到毛澤東的關懷，依靠毛澤東的支持遏制“四人幫”

　　對病中的周恩來，毛澤東非常關心。周恩來的病情及治療檢查問題都要向他報告。周恩來患心臟病后，中南海門診部在給葉劍英的報告中說：平時雖隨時研究病情，調整治療，但藥物的力量畢竟有限，宜特別注意休息，增加睡眠，採取減輕工作和其他一些可行的辦法，希望中央領導考慮，並給以指示。葉劍英將報告報送毛澤東，毛澤東立即批示：“應當休息、節勞。不可大意。”（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455頁。）

　　周恩來患癌症的病情報給毛澤東后，毛澤東心情很沉重，他叮囑對外要保密，不開刀，營養要搞好，睡覺要好。毛澤東考慮保密的原因是，“怕本人增加思想負擔”﹔不開刀的原因是，認為做手術危險，病人年齡大，心臟又不好，開刀不一定比不開刀好。（參見卞志強報告記錄，1972年5月31日、6月25日。）毛澤東建議：“可通過中醫的方法，用中藥來控制病情。”他還這樣解釋：“你們外科醫生動不動就開刀，開一個死一個，陳老總不是開刀死了嗎？謝富治不是也開刀死了嗎？”（參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618頁。）

　　周恩來住院治療期間，每次到毛澤東處開會或匯報工作，毛澤東都會詳細地詢問他的病情。周恩來也常常用寫信的方式，向毛澤東匯報病情及治療方案。1975年2月2日凌晨，周恩來致信毛澤東，匯報了他自1974年11月12日做膀胱鏡檢查和對發現的四處腫瘤進行電燒以來病情的發展情況，毛澤東聽身邊工作人員張玉鳳讀信后，“很傷感”，圈閱了來信，並叮囑張玉鳳打個電話“問問總理現在情況怎樣了”。（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570頁。）3月20日，在進行第三次大手術之前，周恩來又給在杭州的毛澤東寫了一封長信，詳細敘述了自己的病情。信中說：“現在生出了腫瘤，不管它良性或者惡性，除了開刀取出外，別無其它治療方法。政治局常委四同志（王、葉、鄧、張）已聽取了醫療組匯報，看了愛克斯光照片和錄相電視，同意施行開刀手術，並將報請主席批准。”“我因主席對我病狀關懷備至，今又突然以新的病變報告主席，心實不安，故將病情經過及歷史造因說清楚，務請主席放心。在去年兩次開刀后，我曾托王、唐兩同志轉報主席，我決不應再逞雄了。但如需再次開刀，我還受得了。現在要好好地作此准備。”（《周恩來書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第634頁。引文中提到的“政治局常委四同志”，王即王洪文，葉即葉劍英，鄧即鄧小平，張即張春橋。“王、唐兩同志”，王即王海容，時任外交部副部長﹔唐即唐聞生，時任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長。）與此同時，周恩來還給張玉鳳寫了一封信，信中說：“在主席休息好后再讀給主席聽。一切托你酌辦，千萬不要干擾主席太多！”周恩來給張玉鳳寫這封信的原因是，在他1974年6月開始住院治療期間，毛澤東的健康狀況也已出現明顯問題，中共中央為毛澤東成立了醫療組。周恩來不願意以自己的病情影響到毛澤東的健康和休息。張玉鳳把周恩來的病情報告念給毛澤東后，毛澤東很惦記，“有幾天睡不好覺”。（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577頁。）早在1973年9月，中共中央為准備召開四屆人大，決定成立組織工作、憲法修改工作、政府工作報告起草小組，由周恩來擔任政府工作報告起草小組組長。周恩來住院后，毛澤東考慮到他病體的承受能力，盡量減輕他的負擔。毛澤東委托鄧小平代替周恩來主持政府工作報告的起草，要求報告稿要精練。毛澤東說：“我看三千字就夠了。五千字要念半個鐘頭。”（《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556頁。）后來，這個報告稿定稿時為5000字，這是經過鄧小平等同“四人幫”進行堅決斗爭，排除種種干擾后確定的。鄧小平后來回憶說：“總理的講話是我親自起草的，不能超過5000字。總理身體那麼差，寫多了他也念不下去。”（毛毛：《鄧小平“文革”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325頁。）報告稿中，鄧小平親自草擬了三段，每一段一千幾百個字，講的都是實際內容，盡量減少虛的東西，重點是把周恩來四個現代化建設的一貫思想突出出來，與三屆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相銜接。

　　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澤東對“四人幫”的問題開始警覺，並予以批評。1973年11月，病情稍有控制的周恩來會見了來華訪問的基辛格，並簽訂了中美會談公報。毛澤東“根據不可靠的匯報誤認為周恩來在十一月中旬同基辛格會談時講錯了話”（《毛澤東年譜（1849—1976）》第6卷，第507頁。）。為此，周恩來和葉劍英在政治局會議上連續受到錯誤批判。江青在會上攻擊中美會談是“喪權辱國”“投降主義”，說這是“第十一次路線斗爭”，周恩來是“錯誤路線的頭子”，是“迫不及待”。情況匯報到毛澤東處，毛澤東一面說這次會開得好，一面指出：有人講錯了兩句話，一個是講“第十一次路線斗爭”，不應該那麼講，實際上也不是﹔一個是講總理“迫不及待”，總理不是“迫不及待”，她（指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507—508頁。）並且不同意江青關於增補政治局常委的提議。周恩來住院后不久，江青等以“評法批儒”的方式，把矛頭對准周恩來，暗指周恩來就是“現代大儒”“黨內大儒”。為此，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批評江青等自批林批孔以來一系列幫派活動。1974年10月，江青等又利用“風慶輪事件”整鄧小平。周恩來不同意，指出：“風慶輪事件”並不像江青他們說的那樣，而是他們預先計劃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忍耐了很久。（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第679—680頁。）當王洪文為“風慶輪事件”到長沙向毛澤東狀告周恩來、鄧小平時，毛澤東當即批評王洪文說：有意見當面談，這麼搞不好。讓他回去多找周恩來、葉劍英談，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552頁。）

　　在四屆人大人事安排上，毛澤東多次向王洪文等指出，總理人選還是周恩來。他對鄧小平說：開人大，我看不用那麼急，要看總理的身體情況，看准備工作的情況。他還讓王海容、唐聞生向王洪文轉達意見：“總理還是我們的總理。如果他身體可以，由他和洪文同志一起

　　跟各方商量，提出一個人事安排的名單。鄧做第一副總理兼總長，這是葉劍英的意見，我贊成。”（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554頁。）當江青托人向毛澤東轉達，要王洪文當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時，毛澤東說：“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員長，她自己作黨的主席。”毛澤東同意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提朱德，副委員長提董必武。他讓人轉告周恩來，朱德和董必武之后要安排宋慶齡，鄧小平、張春橋和李先念等可任國務院副總理，其他人事安排由周恩來主持制定。（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558頁。）后來，毛澤東在長沙同周恩來、王洪文的談話中，第一次稱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為“四人幫”。他對王洪文說：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他要求王洪文在長沙即寫出書面檢查。對周恩來建議在十屆二中全會上補鄧小平為政治局常委或中央副主席的問題，毛澤東予以同意，並提議鄧小平為中央副主席兼政治局常委，重申鄧小平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這次談話中，毛澤東再次重申：“總理還是我們的總理”，並對周恩來說：你身體不好，四屆人大之后，你安心養病，國務院的工作讓小平同志去頂。（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562頁。）

　　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復雜的環境中，正是依靠毛澤東的這些支持，遏制了“四人幫”的一些行為，使他們在很多問題上不能得逞，這也正是周恩來的智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