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后人54年的平民生活【4】

　　作為周恩溥的后代，晉菊清一家分到了9件遺物，包括周總理經常佩戴的“為人民服務”胸章、鄧穎超用過的體溫表和他們的秋衣、秋褲、枕套、枕芯等。

　　這就是一代偉人周恩來的遺產！

　　在晉菊清的小屋裡，老人給我取出鄧穎超去世后，秘書趙煒送給她的一件遺物。這是鄧穎超在世上常穿的紅都服裝廠生產的大衣，藍色，化纖料子。

　　當時，趙煒把周總理和鄧穎超的遺物分送給了周恩溥、周恩壽的后代們。

　　作為周恩溥的后代，晉菊清一家分到了9件遺物，包括周總理經常佩戴的“為人民服務”胸章、鄧穎超用過的體溫表和他們的秋衣、秋褲、枕套、枕芯等。

　　這就是一代偉人周恩來的遺產！

　　正像時任聯合國秘書長的瓦爾德海姆所概括的那樣：“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她的金銀財寶多得不計其數，可她的總理周恩來沒有一分錢存款！中國有10億人口，佔世界人口的1/4，而她的總理周恩來沒有一個孩子！”

　　這些遺物，前些年捐給淮安周恩來故居了。唯獨這件化纖大衣，晉菊清卻一直珍藏著。

　　晉菊清珍藏的，還有一些老照片。是他們在北京與總理和鄧穎超一起拍的，大大小小，20來張，夾在一個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常見的老舊相冊裡。

　　每當想念總理和鄧穎超的時候，晉菊清就把孩子們叫到一起，一張一張地翻看。

　　晉菊清說，兩位老人為革命做過那麼大貢獻，還一生甘守清貧，作為周家普通的后代，我們更要憑借自己的雙手干活吃飯，決不能干出半點讓老人家在天之靈感到不安的事情來。

　　一次又一次地翻看，相片和相片夾子都磨損得比較嚴重，以至於有些照片都夾不住了。

　　指著一張與總理和鄧穎超的合影，晉菊清說：“這是和七伯、七媽在西花廳門口照的。”照片上有周總理、鄧穎超，有總理的一個嬸嬸，總理的三弟，還有榮慶，他們站在后排。周總理的三弟媳、晉菊清和幾個小孩，站在前面。照片背面寫著的日期是1974年7月。這是一張不可多見的周總理的全家福﹔

　　還有一張鄧穎超去世時，晉菊清和親屬們在艦船上拋撒骨灰的合影﹔

　　還有晉菊清手扶周總理辦公室靠背木椅的照片﹔

　　還有晉菊清與鄧穎超的合影……

　　志勇說，最遺憾的是，1983年他結婚時，去北京與大奶奶一起照的相，一張也沒有洗出來。是那種裝膠卷相機照的，不知咋回事，全曝光了。

　　說到這裡，志勇想到總理和先后謝世的四位親人，一陣傷感不禁涌上心頭。

　　他說，對不起啊，我去年得過一次腦梗，現在情緒不好控制。

　　稍許沉默后，他說，1976年和1992年，對於周家，是兩個悲傷的年份。

　　1976年1月8日晚，他們正在吃晚飯，郵遞員突然送來一封電報。是大奶奶鄧穎超發來的。

　　電報上說：“總理逝世，在京親屬參加葬禮。在外地的親屬留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不要來北京。這是總理的安排。”

　　放下電報，晉菊清哭著就要去北京。周榮慶則把著門，滿臉淚水，說既然七伯和七媽不讓去，咱就得聽他們的話。

　　而就在總理逝世的50天前——1975年農歷11月初七，周志勇的奶奶王蘭芳也走了，隻有68歲。

　　1988年春，晉菊清從周恩壽家人那裡得知，鄧穎超病重了。

　　這一次，晉菊清執意一個人去北京看望了病中的鄧穎超。

　　晉菊清至今還記得，鄧穎超在昏迷中斷斷續續給她說的話：“這不是菊清嗎？好孩子，不許哭。今后無論怎麼樣，都要堅強些！”

　　晉菊清從北京回到焦作不久，丈夫周榮慶也病了，並且一病不起，至到1992年1月15日走完他63歲的人生歷程。

　　病中，周榮慶最后悔的是，沒有和妻子一道去北京看望七媽。

　　不到半年，1992年7月11日，鄧穎超也與世長辭了。

　　晉菊清從廣播中一聽到這個噩耗，就帶著3個孩子去了北京，終於為七媽送上最后一程，與其他親屬一起乘軍艦把七媽的骨灰撒向海河。

　　總理和鄧穎超不僅不給親屬們“招呼事”，有時還專門“拆台”

　　我曾經這樣問志勇：“你們一家在焦作，算來已有50多年，市裡領導知道不知道？”

　　志勇說：“不知道他們知道不知道。我們幾乎沒找過領導。”

　　在志勇印象裡，唯一一次找地方領導，是很早了，大概是文革時期。因為總理秘書的電話是打給焦作革委會的。原因是奶奶身體不好，每年都要去北京治次病。那時焦作不通火車，要坐汽車到新鄉，再轉火車。那一次，奶奶病得很重，坐公共汽車去，身體已承受不了。

　　周榮慶給總理說了，總理秘書才打了這個電話。讓安排一輛汽車把王蘭芳送到新鄉。但總理秘書並沒有在電話中說明親屬關系，大概是說：“你們那裡有個老同志叫王蘭芳，在東北打游擊時負過傷，在戰爭年代為革命做出過貢獻。她要到北京治病，請把她送到新鄉坐上火車，其他不用管。”

　　“你們找總理辦過什麼私事嗎？”我又問。

　　志勇說，他父親找過一次，但根本不敢找總理本人，而是找到曾經給總理當過秘書的七機部的何部長，幫地方買了輛處理的舊紅旗車。

　　總理后來知道了，把周榮慶狠狠訓斥了一頓。

　　自此，周榮慶和他的家人再也不敢做類似事情了。

　　還有一次，是在上世紀80年代，志勇的小弟志軍沒有工作，想讓鄧穎超幫他找點活干。

　　可是鄧穎超說：“我們共產黨人是為人民服務的，不是為周家服務的。”

　　從此，周家任何一個人，無論什麼事也不敢去給老人家添麻煩了，都是自己設法克服、解決。

　　總理和鄧穎超不僅不給親屬們“招呼事”，有時還專門“拆台”。

　　一份資料上說，周恩壽在華北大學培訓后，按正常程序被分配到鋼鐵工業局工作。總理卻找到單位領導交待，在他弟弟的工作安排上，職位要盡量低、待遇要盡量少。因此隻給他安排了一個倉庫科員的職位，分配的住房也只是一個小胡同裡的兩間平房，20多平方米。一家8口人，就擠住在那裡。

　　且不論周恩壽是總理的小弟弟，單憑他早年給覺悟社當交通員、四期黃埔軍校學員、攻打武昌城、給共產黨籌集藥品和軍需物資、掩護中共六大代表去莫斯科開會等功勞，在建國后也不至於享受這麼低的待遇，但就因為他是總理的弟弟，要做到、必須做到“兩個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