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兩次警告防止日本軍國主義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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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0月21日，周恩來舉行酒會歡迎來中國進行友 好訪問的日本自民黨顧問鬆村謙三和他的隨行人員。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從民間外交開始，致力於中日邦交關系正常化，進行了種種艱苦的巨大努力。對於日本的右翼勢力影響日本的內政外交、推動日本復活軍國主義的動向，黨和國家領導人始終保持著高度的警惕。20世紀五六十年代，周恩來在外事活動中多次談到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復活，其中兩次曾明確警告防止日本軍國主義復活，並就中國政府對待日本侵華的歷史、日本政府的態度、日本復活軍國主義的前途作了系統的表述。

“不讓日本重新軍國主義化和重新對外侵略，以免日本重新蒙受比過去和現在更加深重的災難。”

新中國的建立，極大地改變了世界尤其是遠東地區的政治、軍事格局。隨著東西方兩大陣營對立的不斷擴大，亞洲成了冷戰的主戰場。作為戰后非軍國主義化的結果，日本本該不應有什麼軍備，然而，美國出於爭霸世界的目的，對日本右翼勢力採取了扶持縱容的政策。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被捆在美國戰車上的日本一夜之間就成為美國侵朝的幫凶，積極發揮前進基地的作用以換取美國的軍事保護和經濟、技術援助，走向經濟大國，美國也大力扶植日本恢復軍事工業，使日本在朝鮮戰爭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1951年9月8日，美國糾集部分國家（主要是非對日作戰國家）召開舊金山會議，將當時代表大陸的中國政府和代表台灣的“國民政府”均排斥在簽約國之外，操縱會議通過並簽署了《對日和平條約》。在最大戰爭受害國未參加的情況下，簽訂了解決戰爭遺留問題的國際合約。同時，美國處心積慮地培養日本右翼勢力來實施“圍堵中國”的亞洲策略，企圖用日本來替代中國作為美國在遠東地區的基石，在和約簽訂的當天，美國與日本還簽訂了《日美安全條約》。周恩來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不承認《舊金山和約》的合法性。

由於美國片面制造對日和約，戰后蟄伏的日本右翼勢力認為國內外環境發生了有利於他們的變化，再次公開打出“天皇中心”“民族至上”的旗號，鼓吹“忠君、反共、修憲、強兵”，加速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美國侵略者破壞朝鮮停戰談判和在亞洲區域建立軍事基地，准備發動更大規模的戰爭，亞洲及太平洋區域的和平和安全遭到嚴重的威脅。為此，中國著名和平人士宋慶齡、郭沫若、彭真、劉寧一等11人代表中國人民的意志並根據世界和平理事會和國際和平保衛者的熱忱建議，於1952年3月聯名邀請亞洲和太平洋區域的和平人士共同發起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10月2日至12日亞太和會在北京召開，參加會議的有：中、蘇、朝、蒙古、印、日、澳、智利和墨西哥等及美洲太平洋沿岸的37個國家的代表。會議一致通過“告世界人民書”“致聯合國書”“關於日本問題的決議”“關於朝鮮問題的決議”“關於文化交流問題的決議”“關於建立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聯絡委員會的決議”等決議。

1953年9月28日，日本擁護和平委員會主席大山郁夫在出席哥本哈根世界和平理事會后經蘇聯來到中國。周恩來在會見中首次就中日關系發表談話。他指出：“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對外侵略罪行，不僅使中國人民和遠東各國人民遭受了巨大損失，同時更使日本人民蒙受了空前未有的災難。我相信，日本愛好和平的人民將會記取這一歷史教訓，不讓日本重新軍國主義化和重新對外侵略，以免日本重新蒙受比過去和現在更加深重的災難。”“我們是主張恢復與世界各國的正常關系，特別是與日本的正常關系的。但是，如果日本政府仍然繼續做美國侵略中國和東方各國的工具，仍然繼續執行敵視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人民的政策，並仍然繼續保持與蔣介石殘余匪幫的所謂外交關系，那麼，日本就將日益成為太平洋上不安的因素，從而阻礙著日本與新中國締結和約和建立正常外交關系的可能。”他還指出：“但是，不幸的很，日本現在是被美國軍隊所佔領，受美國控制，並按照美國侵略者的意圖，在進行著重整軍備，復活日本軍國主義……我們應該說，強大的新中國今天已有力量保衛自己的國家，並且日益成為保衛東方和平的重要支柱。”最后他強調說：“今天擺在日本人民面前的，是兩個不同的前途：一個是處於美國附庸國地位的軍國主義的日本，這是日本反動勢力所要求的﹔另一個是獨立、和平、民主、自由的日本，這是日本人民的奮斗目標。……中國人民希望日本人民能夠得到他們祖國的新生和獨立，希望中日兩國在和平共處的基礎上真正能夠共存共榮。”

周恩來與大山的會見通過新華社的報道很快傳到日本，引起了日本各界的極大關注，推動了日本國內對華友好運動的開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