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兩次警告防止日本軍國主義復活【2】

“假使日本軍國主義走這條路，如同過去它們已經失敗了一樣，將來還是注定要失敗的，對它們不會有好處。”

20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中國面臨著國內嚴重的經濟困難和極其嚴峻的國際形勢，中蘇兩黨分歧表面化，兩國關系惡化，蘇聯單方面決定全部召回在華蘇聯專家，撕毀兩國合作協定，廢除技術合作項目，不僅使中國蒙受了巨大的經濟損失，也給中蘇關系造成難以彌合的創傷﹔印度乘機不斷制造事端，不斷蠶食我國領土﹔台灣的蔣介石集團開始著手准備反攻大陸﹔美日加緊勾結，企圖制造“兩個中國”﹔在日本，軍國主義勢力有所抬頭，尤其是岸信介接任日本首相后，採取了一系列惡化中日關系的做法。中國一方面為維護國家主權同美國、蘇聯進行斗爭，另一方面為堅持和平外交政策而努力。

在發展與資本主義國家的關系時，中國領導人格外重視近鄰日本。為設法打開中日關系的僵局，1958年7月，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廖承志在與佐多忠隆等日本友人的會談中，遵照周恩來的指示，代表中國政府明確闡述了中方改善中日關系的態度和前提，提出了“政治三原則”即：日本政府不再發表敵視中國的言論﹔不參與制造“兩個中國”的陰謀﹔不阻撓兩國民間正常關系的發展。在此前提下，中日關系可以改善，貿易可以恢復，文化和友好往來可以發展，政府間的會談也可以進行。1960年8月，周恩來在接見鈴木一雄等日本友人時，又提出“貿易三原則”，即政府協定、民間合同、個別照顧。“政治三原則”和“貿易三原則”的提出，贏得了日本各界人民，特別是商界的歡迎和支持，為中日關系的發展開創了一個新局面。

1961年6月21日，周恩來接見以江口渙為首的日本作家訪華團、以河崎夏為首的日中友好協會訪華婦女代表團、以指川謙三為首的日本經濟界友好訪華代表團和岡侖古志郎、鈴木一雄、小笠原子、川瀨一貫以及日本各友好商社代表。周恩來在談話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傷痕在中國、日本，在亞洲，都還沒有恢復，印象很深。”

對於中國人民為何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周恩來在談話中指出：“很簡單。中國人民曾經受日本軍國主義50年的欺侮。這雖然從中日兩國人民兩千年的友誼來說是短暫的，但對我們這一代來說卻是很長的。從1894年到1945年經歷了51年。以我來說，大半輩子就是在這期間度過的。我是1898年生的，離1894年僅差44年，因此印象很深。”同時他還說：“日本軍國主義要復活，勢必會使中國人民加強防御，警惕日本軍國主義。這必然會妨礙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他分析了日本軍國主義復活，其前途是黯淡的。他說：“在美國扶助下的日本軍國主義，今天不會同美國鬧別扭，將來也許會。對日本軍國主義，中國是會防御的。中國有50年的教訓，再也不能讓它們重復1894年、1931年、1937年的歷史了。我們必定有准備，諸位可以相信這一點。假使日本軍國主義走這條路，如同過去它們已經失敗了一樣，將來還是注定要失敗的，對它們不會有好處。”

周恩來對日本軍國主義虛偽、頑固的嘴臉看得很透徹，他談到：“主張復活軍國主義的人有一種理論。他們說，中國強大了所以要復活軍國主義。”“既然日本軍國主義沒有前途，到處碰壁，何必還要干呢？為什麼要向右轉？這就是如同中國的一句俗話所說那樣‘不到黃河心不死’。不試一試，他不死心。說得更不好聽的話，‘不見棺材不落淚’。他們在主觀上要試到底。”基於此，周恩來強調，恢復軍國主義對日本人民不利，對中國人民不利，對亞洲人民不利，會把日本人民帶到災難裡去。隻要兩國人民友好往來，為和平奮斗，就有力量制止發動侵略戰爭的危險。我們本著對日本人民反對美國控制、反對戰爭、反對恢復軍國主義、要求持久和平這樣的認識來接待日本各界客人的。

歷史總有驚人的相似，近年來日本上演了一系列鬧劇：出台“國家安全保障戰略”、修訂“防衛大綱”、成立“國家安全保障局”、修改“和平憲法”、圖謀解禁集體自衛權、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為“神風特攻隊”申遺、否認南京大屠殺、通過“特定秘密保護法案”、制定奪島作戰計劃並進行演習、擬制武器出口新草案、釣魚島問題上混水摸魚故伎重演……這些行動說明日本正有步驟地轉向右翼政治和軍國主義。

中國有句古話：“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幾十年過去了，如今我們重溫周恩來當年警告、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言論，其現實針對性絲毫沒有減弱。回顧歷史、反思歷史，還得總結歷史、銘記歷史，日本軍國主復活的趨勢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並且警鐘長鳴。